二、辛亥秋宋教仁來漢與鄂州約法制訂

　　辛亥年間憲政建設的啟動，當屬宋教仁抵漢，為湖北軍政府修纂約法。夏敬觀《宋教仁傳》稱：

　　教仁任同盟會編制時，曾試擬憲法草案，及是手定鄂州臨時約法，通電各省，推舉代表，組織臨時政府?！?】

　　此說指出眾推宋教仁草擬《鄂州臨時約法》的原故：宋氏久已留意憲政建設，對歐美日本的政法制度作過經(jīng)年研究，并在東京同盟會期間曾試擬憲法草案。從宋氏日記反映，他于1906-1907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早稻田大學期間，購置并研讀多種法政書籍，并在1906-1907年間，翻譯《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國際私法講義》、《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澳匈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日本地方漁政法規(guī)要覽》等。他還對清末的預備立憲舉措有系統(tǒng)評述，并關注立憲派的活動，對其兼有贊許與批評。故宋教仁堪稱革命黨人中富有法政知識，也最重視法政建設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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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之際，宋教仁(1882-1913)正在上海主持《民立報》，當起義消息傳至滬上，宋萬分激動，當即揮寫《湖北形勢地理說》（刊于《民立報》1911年10月1 5日），申言“今日之形勢，以天下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東南言之，則重在金陵。”【8】10月24日，黃興從香港抵滬，與宋教仁傾談竟夕。第二天，黃、宋一行百余人乘英商恰和公司輪船沿長江上溯，于10月28日抵達武昌。黃興立即受命指揮陽夏保衛(wèi)戰(zhàn)，宋教仁住在時任湖北軍政府民政長的湯化龍家中，開始承擔的任務是協(xié)助湖北軍政府辦理外交。

　　宋氏一向重視外交，武昌起義后，身在上海的宋氏撰《敬告日本人》（刊于1911年10月19《民立報》），批評日本政府視武昌革命為“內(nèi)亂”，不認革命軍為交戰(zhàn)團體的作法?！?】然而，宋教仁10月28日抵鄂后，駐漢口各國領事已宣布民軍為交戰(zhàn)團體，申言中立，故湖北軍政府并無多少外交需要辦理，而當時正緊張進行的軍事活動，又非宋教仁所長。處此時勢，以宋氏宏闊的眼光，決定用力于兩項戰(zhàn)略性工作：

　　其一，推動黨人擁黃興作兩湖大都督，駕凌于舊軍官出身的黎元洪之上，以保證湖北乃至全國的新政權(quán)掌握在革命黨手中。由于黎元洪集團和湖北籍黨人反對，作為“外來人”、“晚到者”的宋教仁的此一深謀遠慮的建議，無果而終。

　　其二，致力憲政立法。當時，大多數(shù)革命者忙于軍政事務，無暇也無缺乏學養(yǎng)從事此一民主建政工作，宋教仁則義不容辭地擔當此一大任，而立憲派人士湯化龍等成為協(xié)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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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約法》之“鄂州”，非指今鄂州市，“鄂”乃湖北簡稱，此“鄂州”指湖北省。“約法”，系中國古典詞，秦漢之際劉邦“約法三章”名傳千古，而孫中山1906年擬《軍政府宣言》，論及實施國民革命，“次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與孫中山提出的“軍政一訓政一憲政”三步走之說大體對應）。所謂“約法之治”（約為“訓政”階段），指“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quán)利義務，及人民對子軍政府之權(quán)利義務，悉規(guī)定于約法”，六年后，始解約法，布憲法?！?0】故“約法”是尚未經(jīng)過完備的民主程序制定的政治法度，是邁向憲法的過渡性立法?！抖踔菁s法》之“約法”，大概是在此種含義上使用的。

　　民國正式建立前，湖北軍政府一度具有革命的中央政府功能，而《鄂州約法》也就具有國家約法的意義，是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個正式頒布并得以實行的民主共和國約法，隨后宣布反清獨立的省份也頒布約法（如《江西臨時約法》），均仿效《鄂州約法》。1912年元月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總裁，草擬憲法草案，以《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名稱公布，其內(nèi)容乃至文字皆由《鄂州約法》脫出。故由宋教仁主筆的《鄂州約法》是中國民主憲政發(fā)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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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在漢滯留半月（10月28日一1 1月13日），主要工作是擬訂約法，而相與探討較多的是前湖北咨議局議長、現(xiàn)湖北軍政府民政長湯化龍。 宋教仁與湯化龍都曾留學日本，同在東京的法政大學學習法律。宋1905年入在日本東京的法政大學，次年進早稻田大學；湯化龍1906至1908年在法政大學專門部習法律，二人都曾研究東西洋各國憲法及政治制度，又在清末預備立憲過程中早有交誼，故宋氏來漢入住湯化龍武昌家中，兩人以憲政為題，徹夜切磋——

　　夜分人寂，對燈促膝，所談無非約法者。如此二十余曰，議論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國之長，而力避偏枯拘攣之病。其草稿出遁初（宋教仁號）手。厥后南京參議院定約法取材于此，其所增損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國約法謂之權(quán)輿先生及宋氏，不誣也?！?1】 此說出自湯化龍胞弟湯震龍，自然強調(diào)宋教仁、湯化龍合議的作用（宋、湯二人聚談的時間應為十余日，并非“二十余日”），卻也明確指出，“鄂州約法”出自宋教仁手筆。

　　據(jù)湖北漢陽人、共進會員王保民回憶，湯化龍對約法擬訂提出重要建議：

　　(1)共和國體

　　(2)民主政體

　　(3)立憲政治

　　(4)責任內(nèi)閣

　　(5)政黨議員

　　(6)人民之權(quán)利義務【12】

　　以上諸端正是湯化龍等立憲派數(shù)年來奔走呼號、竭力爭取的，現(xiàn)在于新政權(quán)初建之際提出，恰當其時，也與宋教仁所思所謀一致，故宋教仁大都汲納進約法文本之中。可以說，宋教仁與湯化龍是鄂州約法主要的兩位草擬者，這也體現(xiàn)了民初革命黨與立憲派為創(chuàng)建民主憲政，拋卻前嫌，一度實現(xiàn)真實的聯(lián)合。

　　 （四）約法制訂過程

　　關于約法的制訂，楊玉如的記述強調(diào)“首義同志”“集議”，推宋教仁起草，然后公同審首義同志，因相與集議，制定《鄂州約法》，為各省倡。推宋教仁起草，公同審訂。【13】

　　胡祖舜的記述也突出革命黨人的集議在“鄂州約法”形成中的作用：

　　時居正、宋教仁已由滬來鄂，劉公、孫武、張知本等因與集議，制定《鄂州約法》，以為各省倡，推宋教仁起草。【14】

　　李廉方則論及宋教仁與湯化龍、胡瑞霖等立憲派共議修訂約法：

　　鄂州約法，則由宋教仁到鄂后，與化龍、瑞霖等商討，由教仁起草，共六十條，富 于民主意義，經(jīng)軍政府宣布?！?5】

　　據(jù)陶德琨回憶，“鄂州約法”的形成過程略為：

　　宋教仁來漢后，提議湖北軍政府制訂約法；軍政府建立由劉公任主席，居正、胡瑛、陶德琨、王正廷、湯化龍、陶鳳集參加的約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會公推宋教仁為約法起草人。與宋教仁合作，參與約法起草的，除湯化龍外，值得提及的是張知本與張國溶。

　　張知本(1881-1976)，湖北江陵人，1904年官費留學日本，入法政大學攻讀法律。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畢業(yè)歸國，任武昌官立法政學堂監(jiān)督等職。191 1年任同盟會湖北支部評議長。武昌首義后，初任湖北軍政府政事部副部長，后任司法部長。

　　張國溶（1878-?），湖北蒲圻人，張國淦弟，1904年中進士，奉旨留學日本，入法政大學攻讀法律，率先剪辮。1908年歸國。1909年湖北諮議局成立，任副議長。武昌起義前夕，曾與共進會首領劉公商議大計?！?6】

　　宋教仁1911年10月28曰抵漢，張知本、張國溶、黃中愷與宋教仁、湯化龍皆為日本法政大學學習法律的同學，相見即切磋法制建設，對《鄂州約法》制訂有所贊畫。

　　武昌起義后，宋教仁于10月28日抵達武昌，1 1月13日晚乘船離漢東下，在武昌逗留半月，主要精力用于纂修《鄂州約法》，他對約法的重要性有明確認識，宋氏說：“武昌起義在行動上已為全國倡，而根本大法也要爭取作出表率。鄂州約法不過是這方面的嘗試，希望以后全國民眾都來注意這個共和國的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