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足可垂之青史的，從破壞一面言之，是推翻延續(xù)兩千余年、近古以降已成社會進步嚴重障礙的專制帝制，使中國社會及人民得一解放；從建設一面言之，則是創(chuàng)建民主共和政體，湖北軍政府頒行的《鄂州約法》（全稱《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便是中國乃至亞洲第一部共和憲政文件，并成為民國憲法的初范。而《鄂州約法》的制訂者宋教仁、湯化龍以及參與研討者張知本、張國溶、黃中愷等人，皆為日本法政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這是一個饒有興味并深蘊文化內涵的現(xiàn)象。

　　一、清末留日潮中的研習法政熱

　　古代曾有日本“留唐熱”，導致漢字文化在日本的縱深流播，成為日本向中國借鑒學術文化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千余年后，明治維新使日本“豹變龍騰，化為霸國”【1】，中國朝野決計效法東瀛，遂大舉派遣留學生赴日，形成規(guī)?？涨暗?ldquo;留日熱”。中日間留學生派遣方向發(fā)生逆轉。

　　近代中國的留學生出洋，始于1847年容閎(1828-1912)等廣東青年隨美國傳教士勃朗（1810-1880）赴美留學。也正是這位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yè)后返國，從事政治、經濟、文化活動，與洋務大吏關系密切，1868年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清廷上條陳四項，其一為選派青少年赴美留學。參酌容閎條陳，1871年，曾國藩與李鴻章聯(lián)銜奏準第一個留學生派遣計劃。此后，便有1872-1875年間由容閎主選120名“聰穎幼童”赴美留學；1875年福建船政學堂派送5名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海軍；1876年李鴻章派送7名淮軍軍官赴德國學習陸軍；1877年沈葆楨與李鴻章聯(lián)銜奏準派送海軍學生留學英法；1887年清廷派官員及貴胄子弟游學美國；1890年清廷規(guī)定出使英、俄、德、法、美各國大臣，每屆帶2名學生出國留學。清朝留學歐美的舉措，取得一些成績，如留美幼童中涌現(xiàn)出科技專家詹天佑( 1861-1919)、外交家唐紹儀(1860-1938)，留英學生中產生過翻譯大家嚴復、海軍將領鄧世昌(1849-1894)、林永升（1855-1894）、薩鎮(zhèn)冰（1858-1852），留美學生中產生過海軍將領蔡廷斡(1861-1935)等。但就總體言之，留學規(guī)模尚小，又偏于技藝層面，而且章法紊亂，成效不著。時人對19世紀70-90年代歐美留學的評價是：

　　出洋學生，各省各派，各有各章，學生既未考究根底，所派之員，又多不習外國語言學問，……廢時糜費，莫此為甚。【2】

　　1894-1895年問爆發(fā)中曰戰(zhàn)爭，中方慘敗。深受震撼的中國決計向日本這個新興的強鄰學習。1896年，清政府選派唐寶鍔、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由駐日公使裕庚與日本外務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接洽，到日本學習日語及普通學科課程。此為清朝官派學生留日之開端。

　　1898年春，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為拉攏中國以對付俄國，函告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歡迎選派學生赴日本學堂學習。御史楊深秀奏請朝廷，速議留學日本章程，并強調“中華欲游學易成，必自日本始。”時值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湖北子弟100人、湖南子弟50人前赴日本學習武備、格致、農商、工藝，兼通各種專門術業(yè)。總理衙門也告示招考出洋學生，各省赴日留學生絡繹不絕。同年春夏之交，張之洞撰《勸學篇》，其下篇《游學第二》力倡游學，以為“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而游學方向，“西洋不如東洋”。張氏列舉游學日本的好處：

　　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 人稱張氏《勸學篇下·游學第二》是留學日本的宣言書，實不為過。

　　當時也有人反對將留學地的重點從歐美移往日本，如戶部員外郎恩裕說：

　　夫我之宜學日本人者，學其實力講求而已。至于各種西學，則必以步趨泰西為要。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我學西人，雖未能遽過西人，然果能如西人，便可勝東人。若學東人，非止不能勝西人，且將不能及東人矣。【3】

　　應當說，恩裕的這一意見是有見地的，此后留日熱潮出現(xiàn)的弊病也證明此論的部分合理性。但日本路近省費、文化（尤其是文字）與中國接近等優(yōu)勢，吸引著清末大量知識青年以日本為留學首選地，這不是批評意見所能抑制的。其實，提倡游學東洋的張之洞何嘗不知恩裕陳述的道理，所以他在闡揚游學東洋之利以后，在《勸學篇下·游學》中補上一段不應忽略的后話：

　　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這既是給游學東洋與游學西洋作了一種層次安排，也隱然對恩裕之類詰問給予舉重若輕的答復，顯示了張之洞的務實與精明。

　　朝廷及各省督撫的倡導、莘莘學子對域外新知的渴求，造成清末留學東洋的大潮。1905年科舉廢除及同年日本擊敗沙俄，更推波助瀾，使留日熱達于顛峰。清末10年間，出現(xiàn)官民聯(lián)袂，父子、兄弟、夫婦同行，舉家留日等盛況。有人描述其情形：

　　學子互相約集，一聲“向右轉”，齊步辭別國內學堂，買舟東去，不遠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來?！?】

　　派出留日學生較多的省份有湖北、浙江、江蘇、四川等。日本《學制五十年史》載：“中國學生最多時為自明治三十五年頃起至四十一年頃止。在明治三十九年時，其數(shù)實超過七千人。其后每年為數(shù)漸減。但至四十二年尚不下五千人。然至四十五年，其數(shù)乃減至一千四百人。蓋因當時清朝有革命之變多樣之歸國者。”日方材料以明治三十九年(1906)為中國留日學生數(shù)的頂峰-7000人。日本漢學家實藤惠秀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也說：“以1905與1906兩年，留日人數(shù)都在8000左右，大概是不錯的。”中方材料顯示的數(shù)字更多，光緒二十八年(1902)學部《通行各省限制游學電》云，“查日本學生一萬二三干人，習速成者最占多數(shù)。”

　　綜合各方面統(tǒng)計，清末留日學生人數(shù)如下表【5】：

　　19、20世紀之交，中國向日本派出數(shù)以萬計的留學生，這不僅在中日兩國關系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創(chuàng)造了一國向另一國派遣留學生的新紀錄。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稱，清末中國人留學日本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學生出洋運動。”【6】數(shù)量如此眾多的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各類學校就讀（以法政、軍警、師范類居多）。

　　本來，從清政府而言，本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派遣留學生主要學技藝層面的科目，軍事、法政都嚴加控制，但實際運作下來，這兩類的留日學生甚多，一來是私費留學愈益增加，其所選科目政府無法控制，二來國內對軍事人才、法政人才需求量頗大，三來中國士人熟悉社會、人文學科，留學較易。

　　清末留日學習法政的特別多，從國內需求而言，原因有二，一者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樹立了仿效西洋憲政的范例，中國官方和知識界趨之若鶩。二者清末立憲呼聲日高，憲政派漸趨活躍，向域外訪求樣板，成為一時風尚。這內外兩方面因素，促成清末赴日研習法政者甚眾，而進入設在東京的法政大學就讀者最為集中。宋教仁、湯化龍、張知本等為其代表，而他們在法政大學接受的西方法律知識，在辛亥年間憲政建設發(fā)揮了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