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部長王寵惠認為，涂允檀所擬各條，教廷可能難以同意，各節(jié)“或為將來中國與教廷簽訂條約中所必須包含之條件”，但天主教士在華傳教本屬漫無限制，如果教廷簽訂此約，則主教及傳教士之委派及其行動均將受到嚴重束縛。國際間“謠傳我方欲與教廷通使而教廷擬婉拒云云，或系教廷故放空氣，亦未可知”。王寵惠建議，在開始商議前，可以分兩步進行，先令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向教廷探詢，如果教廷有訂約意向，再由駐英大使與教廷駐英代辦進行商議。1941年1月9日，外交部訓令駐意大使館與教廷傳信部秘書剛恒毅主教接洽。13日，駐意使館奉命約見剛恒毅，剛恒毅稱極愿與中國“訂約換使，惟目前國際緊張時期，不容有何政治之表示，似宜待戰(zhàn)事了結(jié)后再談”。駐意大使館認為，這雖然是剛恒毅的個人意見，但應該是代表了教宗的態(tài)度，并認為教廷不至于承認汪偽政權。外交部同意駐意大使館的判斷，認為既然教廷方面表示戰(zhàn)事結(jié)束再來訂約換使，自應留待未來再行推動。

　　不過，國民政府駐德大使館對德意是否承認汪偽政權心存疑慮，為避免造成不利局面，曾于1941年7月再次向政府建議與梵蒂岡互派大使。7月4日，駐德大使館武官桂永清向外交部總結(jié)了九一八事變以來與教廷通使交涉的結(jié)果，稱“前任教皇曾派剛恒毅部長向劉大使表示梵蒂岡希望與我互派大使，劉要求兼任，剛答向無此例，因而擱置”；此后，顧維鈞在參加教皇加冕典禮時再次向教廷試探，“教皇無切實答復”。為了尋求能夠與教廷建交的途徑，桂永清與羅馬傳信大學羅光教授曾密談兩次，并向德國外交部詢問教宗的意見，德國“外交部允討論有結(jié)果后由梵蒂岡駐德大使答復”。桂永清向外交部提出，如果日美兩國參戰(zhàn)，德意必然承認汪偽政權，屆時如政府在梵蒂岡設立大使，則有百利而無一害。外交部將1月初與教廷的接洽結(jié)果回復蔣介石侍從室，認為仍須等待適當時機。

　　自七七事變爆發(fā)后，為擴大抗日力量，尤其是防止德意對汪偽的承認，中國改變了以往在建交問題上的消極態(tài)度，轉(zhuǎn)而希望與教廷建交。國民政府準備了中梵建交的條約草稿，冀望通過條約盡量避免建交后對中國利益的損害。雖然此次準備較為充分，但因國際形勢仍未完全明朗，教廷在建交方面并不主動，中國此次試探并未取得結(jié)果。

　　三、 在美國推動下中國與教廷互派使節(ji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正式對日宣戰(zhàn)，德意也對美宣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國際政治格局發(fā)生重大變化。1942年1月1日，中國領銜簽署《聯(lián)合國家共同宣言》。《聯(lián)合國家共同宣言》與此前的《大西洋憲章》的簽署，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中國成為美英戰(zhàn)時盟國。不過，日本此時也表現(xiàn)出與教廷通使建交的意愿，導致中國與教廷建交通使的環(huán)境再次發(fā)生變化。

　　1942年2月4日，馬格隆約見羅斯福總統(tǒng)駐梵蒂岡私人代表泰勒（Myron C. Taylor）的助理蒂特曼（Harold H. Tittmann），聲稱教廷已經(jīng)接受日本關于立刻向教廷派駐大使的提議。馬格隆稱，雖然日本尚未確定大使的人選，但據(jù)信很快將會選定，因為這是日方長久考慮的結(jié)果。馬格隆還表示，“日本認為目前是派出駐教廷大使的合適時機”，雖然此舉“出乎教廷的意料之外”，但是“教廷無法拒絕日本的建交提議”。蒂特曼對此表示擔憂，認為這必將引起美國國內(nèi)的強烈反對。2月9日，美國駐瑞士公使赫德爾（Huddle）向國務院報告了日本擬與教廷建交一事。得悉此消息后，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判斷，日本此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爭取廣大占領區(qū)天主教徒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獲得“南美各共和國”以及“某種程度上中國及菲律賓”天主教徒的支持。赫爾要求赫德爾提請梵蒂岡注意此點。

　　3月3日，教宗駐華盛頓代表齊高安尼大主教（Archbishop Cicognani）派瓦格諾茲（Egidio Vagnozzi）約見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Summner Welles），向其遞交了日梵建立外交關系的備忘錄。威爾斯讀完備忘錄后指出，他個人對日梵建立外交關系一事深感不安，并相信此種不安情緒同樣存在于部分美國民眾以及其他反法西斯盟國民眾之中。威爾斯認為，當日本正對其侵略下的文明世界的人民犯下殘暴罪行之際，當日軍正在菲律賓褻瀆天主教堂和迫害天主教徒時，當日本軍閥宣布其目的在于將白種人趕出東方之際，教廷竟然歷史性地第一次宣布接受日本派遣的外交代表，就他本人而言，這是一項不可思議的選擇。瓦格諾茲認同威爾斯的判斷，亦表示日梵建交“將對美國民眾的心態(tài)產(chǎn)生災難性的不良影響”，但梵蒂岡同意日本建交請求系因“駐東京教宗代表以及中國日本占領區(qū)教會領袖所求”，如果不能應日本建交所請，將會有上萬名日本天主教徒和中國的天主教徒遭到屠殺。

　　羅馬教廷在致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梳理了日本政府嘗試與教廷通使的歷史：早在1922年，日本政府就曾提議派遣外交代表至梵蒂岡，教宗當時考慮到日本國內(nèi)天主教徒的利益，批準了該提議，但最終由于日本佛教徒的反對未能實現(xiàn)。日本政府此后一直沒有放棄與教廷通使的計劃，盡管國內(nèi)佛教徒反對的壓力依然存在，但在多種場合表示將向教廷派使。1939年8月，日本再次提出通使建議。對于日梵建交，教廷強調(diào)無法拒絕日本通使建議的歷史原因和日方的主動態(tài)度，美方則強調(diào)日本法西斯在其占領區(qū)所犯下的罪行，并擔心因此影響教宗聲譽。

　　3月6日晚，齊安高尼大主教約見威爾斯，表示已經(jīng)收到美方對于日梵建交問題的意見。齊安高尼說，他已起草致教廷的電報，“電報用語強硬、激烈，與威爾斯所表達的美方態(tài)度完全一致”。威爾斯表示，他剛與羅斯?？偨y(tǒng)討論過該問題。羅斯福要求威爾斯轉(zhuǎn)告大主教，稱其本人看到日梵準備建交的報告后，感到難以置信；盡管總統(tǒng)信任教宗，也了解教宗的觀點、政策及信念，但仍難以接受“梵蒂岡將接納一位來自日本的大使”這一事實。齊安高尼表示很高興能收到羅斯福總統(tǒng)本人的消息，將立刻以急電呈報教宗，他本人也“對教廷接納日本派遣大使一事的理由感到困惑”。

　　蒂特曼與英國駐梵蒂岡公使奧斯本（D. G. Osborne）進行了交流，將美方的態(tài)度轉(zhuǎn)達給英方。奧斯本認為，梵蒂岡接受日本大使常駐羅馬，主要是為了維持置身戰(zhàn)爭之外的一種微妙平衡，而“倫敦方面的流行觀點是，接受日本派遣大使是教宗在納粹壓力下屈服的又一例證”。奧斯本認為，日本此舉并非受到德國指使，種種證據(jù)表明，這只不過是日本的單獨行動。蒂特曼指出，據(jù)他從教廷得到的解釋，可以總結(jié)為“鑒于天主教自身所具有的普世性，教廷對所有國家都具有和平使命，深懷良善意愿，因此很難關閉個別國家試圖與其建立外交關系的大門”，所以“教皇不太可能拒絕日本的請求”。盡管梵蒂岡國務卿馬格隆并未講過類似的話，但通過與其進行的數(shù)次交談，的確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即使是蘇聯(lián)要求與教廷建交，教皇也不會不表示歡迎。”奧斯本認為，“針對日本與教廷建交的提議，可以與之對應的是促使中國與教廷建交，雖然現(xiàn)實情形下中國與教廷建交幾乎不會產(chǎn)生效果。”威爾斯將羅斯?？偨y(tǒng)對于日梵建交的意見轉(zhuǎn)告齊安高尼后，又于3月10日通知赫德爾，要求其將總統(tǒng)的意見轉(zhuǎn)告梵蒂岡。

　　面對羅斯?？偨y(tǒng)的質(zhì)問，教廷于3月13日正式向美國遞交備忘錄，解釋接受日本派遣大使一事。備忘錄尤其強調(diào)了教廷1939年對日梵建交的討論。備忘錄指出，“當下的日本，威權日盛，其重新提出建交提議后，教廷不可能做出與以往態(tài)度相反的提議”。教廷擔心“一旦拒絕日本提議，將被視為違反政治中立的立場”。備忘錄強調(diào)，梵蒂岡外交使團常駐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的國家，但并未因此“弱化教廷嚴格中立的立場”，“反而強化了這一立場”。備忘錄還以一戰(zhàn)爆發(fā)后英國于1914年向教廷派遣外交代表一事為例，稱“當時教皇接受了英國的外交代表，卻并未因此被質(zhì)疑違反中立地位”。備忘錄強調(diào)的是，不論是在戰(zhàn)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世界各國都可以向梵蒂岡派駐外交代表。這些代表的派遣并不需要教宗單獨批準或認可；相應地，教宗接受這些外交代表，也不能被解釋為支持處于沖突中的某一國家或某一集團。

　　備忘錄亦從現(xiàn)實角度承認，由于“在遠東地區(qū)擁有巨大的利益”，為維護這些利益，教廷“有權利和義務采取各種可以利用的方式”。在當前形勢下，教宗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徹底放棄遠東地區(qū)的教會利益；二是通過合法手段繼續(xù)喚醒人們內(nèi)心的良知來保護這些利益。教宗雖已經(jīng)將對日本政府建交要求的答復以秘密方式通報英美兩國，但沒想到英國路透社竟然通過瑞士媒體公開向教廷抗議其接受日本通使一事。備忘錄認為，正因為英國的這一公開抗議，教宗對日本通使問題無論在態(tài)度上作何改變，都會被視為支持某一方。教宗希望美國朝野能夠充分理解教廷接受日本通使的舉動。如果需要，可“讓美國大眾和政府了解，教廷接受日本派使是基于真相、正義、和平而采取的措施”。

　　此時，國民政府已經(jīng)從外界得悉日梵將互派外交代表的消息，也注意到了英美的反應。外交部部長郭泰祺在一份簽呈中報告：“據(jù)報載，敵方擬派遣外交代表駐教廷，英美以其中顯有陰謀，并作嚴正表示，而教廷似與敵已有承諾。”郭泰祺認為，教廷既然已經(jīng)同意日方要求，為防被其利用，“似宜乘機再提通使之議，以資抵制”。他建議由國民政府駐瑞士公使館代辦謝壽康向教廷接洽。3月2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致電駐瑞士公使館稱，教廷已答應日本互派使節(jié)的請求，原先中梵不宜通使的環(huán)境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請向教廷駐瑞士使館提議通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