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袁世凱東山再起，于是梁啟超動用禁衛(wèi)軍同黨實施計劃落空，轉而寄希望藍天蔚吳祿貞與其合作。吳與梁在日本曾有舊誼，然而二者宗旨卻大相徑庭。10月30日受灤州兵諫的壓力清廷被迫下罪己詔，開放黨禁，康、梁獲悉后根據(jù)改變的形勢，決定“和袁慰革”“共勘大難”。（20）如上文所述，而武昌起義后的吳祿貞、藍天蔚千方百計試圖用武力推翻清廷，并視袁世凱為“革命之主要障礙”。
?。ǘ┝簡⒊膶m廷政變計劃受到藍天蔚等人的抵制。
梁啟超11月初見到開放黨禁的上諭后揚帆歸國，準備親赴北京，完成“拔亂反正之大業(yè)”（21）9日剛抵大連他就不得不倉促結束自己的行程。因為想象中的憑借力量業(yè)已喪失：袁世凱已從清政府手里奪得全部兵權，牢牢控制住禁衛(wèi)軍，載濤等無機可乘；最寄厚望的吳祿貞也被刺死，北京城內秩序混亂。這時他看到了在奉天擁有一支武裝的藍天蔚、張紹曾部。于是臨時決定“此行終以見張、藍為主”，利用二人手中實力恢復京城秩序，再“與外文團交涉，徐圖進取”（22）。因此梁啟超到奉天后與奉天督練公所總參議蔣方展“見面數(shù)次，似有運動軍隊之接洽”，（23）企圖通過蔣方震關系溝通與蔣過從甚密的張、藍，進行合作。但知道內情的梁派人物湯覺頓告訴梁啟超：“謂藍天蔚等將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24）約11月13日梁只得返掉東還。立憲派的政變企圖就此破產(chǎn)。
如果藍天蔚是立憲黨徒，“灤洲兵諫”中又受到梁啟超的具體指導和影響的話，梁啟超這次爭取藍天蔚共舉政變的行為決不會就此罷休。而事實是藍天蔚采取了不合作態(tài)度，梁啟超才在國內僅滯留4天就慌忙返回日本。
董方奎同志在分析藍天蔚活動性質時，援引了他被逼去職離開大連至上海途中給趙爾巽的一封信，信中談到“天蔚秉性過愚，索非畏事之輩，亦非無起義之權，并非無輔助之人;??誠以東省迭遭兵資，不忍生民涂炭，我公危險，且恐與日前奏請立憲宗旨相背謬，無以見信于天下耳。（25）從而斷言“藍氏接受清政府免職是為了避免革命流血和不違背君主立憲的宗旨。”如果對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作深刻的考察，不難發(fā)現(xiàn)董文中的結論尚有一定局限性。的確，藍天蔚沒有把“兵諫”發(fā)展到起義，沒有拋棄“和平革命”的宗旨，但這一切都不能等同于他沒有違背君主立憲，恰好相反，他執(zhí)行了一條革命的策略路線。
首先，這封信是藍天蔚被通奪權、策劃獨立流產(chǎn)后萬般無奈之下寫給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這些表面文章的內容不可能是他內心深處的真實表白，而是具有策略性的，主觀上要革命也只能用“東三省迭遭兵資”，“恐與日前奏請立憲宗旨相背謬”等詞相掩飾。
其次，我們不能據(jù)此判定他真正信守立憲宗旨，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在清廷11月3日頒布十九信條以承諾10月29日開始的“灤洲兵諫”要求之前一日，藍天蔚就已與吳祿貞等商定出兩面直搗北京、武裝推翻清王朝的計劃并積極準備實施，因此灤州兵諫要求立憲并不是他們的宗旨和最終目標，只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慮。
第二，藍天蔚在奉天繼武昌起義后推行和平革命方案，是以武力為后盾驅趙獨立，響應革命。
那么，藍天蔚為何要在奉天推行和平革命方案，“和平革命”方案是否屬于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行動范疇呢？
東三省是滿清老巢，“專制威力之集中，當事者防范之嚴，偵察之密過于他省”（26）。在奉天被任命的主要官吏和地方大員無不效忠于清王朝，他們視清朝統(tǒng)治堅如磐石，“有壓風破浪之可能，排山倒海之威”，（27）強大的封建頑固勢力可以想見。而藍天蔚控制下的第二混成協(xié)又本是徐世昌在1907年任東三省總督時從袁世凱北洋六鎮(zhèn)中抽調兵力組建的，高級將領多是?；逝桑聦邮勘埠苌偈芨锩枷氲挠绊?。曾在湖北開展過革命活動的李培基轉至奉天后就發(fā)覺“北方的軍隊士兵大有不同，識字的人不多，也不談革命的事”，（28）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也無法在該協(xié)組織一個如20鎮(zhèn)中武學研究會那樣的小團體，加之第二混成協(xié)三千多新軍與東北五萬多的諸路防營相較又系單薄。（29）同時革命派方面又要提防革命后近在咫尺的日本侵略，只好“未便輕舉”。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維新派與士紳派的矛盾也很尖銳，故奉天形成了維新派與革命派聯(lián)合的局面。（30）革命派獨自冒然革命不僅是不可能取勝而且也是不必要的，要加速清王朝的瓦解，就得增加中上層社會對清王朝的離心力，團結維新派。于是藍天蔚與張紹曾等人采取了靈活的策略手段，以立憲要求為幌子，由“兵諫”再往后發(fā)展到武裝獨立，響應南方。此前立憲派曾三番五次“聲嘶氣絕”地請愿，而“政府毫無接納之意”，因此藍氏等人提出立憲的兵諫要求，“以為北京政府萬不能容其要求，則可以此為名率師舉事”，（31）親身經(jīng)歷此次革命的馮玉祥當時也認為“清廷必不允準而后發(fā)動革命，則舊派將領也就死心塌地，無話可說了”，（32）可見，藍天蔚在力勸部分激進者“革命固然要有勇氣，但不能只憑熱情，而要考慮敵我力通之對比”時內心也很矛盾：主觀上要馬上革命，容觀上敵我力量懸殊。因此為聯(lián)合跟清王朝處于部分對立的立憲黨人，以擴張革命勢力，不得不采取“因利順導以俠其機”的辦法，（33）其用心是十分良苦的。
其實，在武昌起義暴發(fā)后希望廉價革命是革命黨人表現(xiàn)出的普遍心態(tài)。由于武昌起義前對形勢估計的失誤，未做好堅實的群眾工作，包括奉天在內的不少地方革命黨人在起義后顯得手足無措，缺乏強大有組織的革命力量，所以無法迅速作出響應，跟不上空前高漲的革命形勢，企圖利用立憲派的聲望和地位，因而表現(xiàn)出廉價革命的特點。藍天蔚的和平革命方案正是在帝制勢力的重圍、外國侵略者虎視耽耽的外部環(huán)境下取得廉價革命心理的切實反映。這是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常會采取的行為，不足為怪。也正是由于清廷的故作讓步、資產(chǎn)階級先天軟弱和處于日益濃重的妥協(xié)氛圍里，藍天蔚等人的行動與革命風暴的迅疾不相合拍，從而給人產(chǎn)生“立憲派”錯覺。
綜上所述，得出的結論是藍天蔚等人在武昌起義后一再從政治上給予革命派以聲援，在軍事上積極行動以牽掣清政府，給予革命派以支持，并始終把矛頭直指清王朝與袁世凱，由兵諫發(fā)展到進通北京、策劃獨立響應革命，給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以無法挽回的沉重打擊，他們提出兵諫的立憲要求是在北方特殊地城里施行緩和策略以推翻清王朝的一個重要步驟。藍天蔚參加辛亥革命是有很深厚的思想基礎的，在革命與反革命激烈搏斗的關鍵時刻始終站在資產(chǎn)階級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上。至于他在與清王朝作斗爭中有些優(yōu)柔寡斷，不夠果斷堅決，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問題的方法即歷史的、階級的觀點來分析，決不能有什么苛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