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潮的興起

　　甲午戰(zhàn)爭后，清政府面臨的內(nèi)憂外患日益加深，資產(chǎn)階級改良運動也逐漸進入高潮，這一切促使光緒皇帝加速進行變革，其中之一就是向比自己強大的日本學習。清政府首次派青年去日本留學是在1896年，當時因中國在日設領事館的需要，從國內(nèi)選派了13名學生去日本。由于這些人一點日語基礎都沒有，無法進行正常的學習，因此負責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專門為他們租借了一棟房子，派專人教授他們?nèi)照Z和各門普通學科的知識。三年之后，除了其中四人因各種原因未能完成學業(yè)外，其余九人順利畢業(yè)。在這九名畢業(yè)生中有三人在東京繼續(xù)深造，其中最年輕的唐寶鍔從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部畢業(yè)。唐寶鍔回國之后，曾經(jīng)擔任中國律師學會會長，是中日間進行法律交涉的專家。

　　1898年，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撫在各自的范圍內(nèi)選派學生去日本留學。在地方上積極倡導青年學生去日本留學的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派了二十多名學生去日本學習陸軍和文科方面的知識。他在《勸學篇》一書中，大力提倡到日本留學，并強調(diào)說：“出洋一年，勝于讀四書五年”，“入列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張之洞還明確提出留學日本有五大優(yōu)勢：路費少，易考察，文字易懂，習俗類似，而且西學已經(jīng)得到日本人的整理，學起來比較容易。不久上諭下令將《勸學篇》頒行各省，遵照執(zhí)行。之后各地都掀起了學習日本、留學日本的熱潮，南、北洋大臣和浙江求是書院等都逐漸派出了自己的留學生。到1899年留日學生已經(jīng)達到了一百多人，其中在日本陸軍的預科學校成城學校學習軍事的最多，共有41人，主要來自湖北、浙江等地。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在日本軍營中受訓的不少中國留學生被迫返回國內(nèi)。但這并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1901年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上奏《復議新政折》，仍大力提倡到日本留學，并主張給予成績優(yōu)秀的自費留學生以進士、舉人等資格。而那些通過科舉獲得功名的進士、舉人等，由于沒有留學經(jīng)歷，不授予官職。這個建議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視，同年九月，上諭下令各省選派學生留學日本，并制定了相應的獎懲辦法以督促之。在這種情況之下，留日中國學生的人數(shù)開始增加，據(jù)《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一次報告》統(tǒng)計，人數(shù)為573人。為了對留學生的能力等各方面進行考查，清政府在實行鼓勵政策的同時，也給予留學生以實際的資助，所以初始大部分學生都是官費的。

　　在日本方面，也非常注意吸引中國學生。許多日本文武大員都先后向清政府游說，并許諾由日本政府提供部分留學生的全部費用。日本國內(nèi)也有各界人士從事與中國留學生相關的工作。日本之所以這樣做，自然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可以加強同中國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通過文化生活上的熏陶、習染，密切兩國的感情。同時受日本教育的學生回國后，有可能在軍事、政治上擔任要職，這樣就會對清政府軍事、政治等相關方面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留日學生種種

　　但不久以后，清政府的財政日益困難，連日常的開銷都無法滿足，官費留學生的人數(shù)大大減少。1903年張之洞上奏主張鼓勵自費留學生，獲得清政府批準，并放寬了留學的資格。當時規(guī)定，自費留學生只要有家長報名，并且通過了各省學務處的考試，就可以辦理相關的出國手續(xù)，各館的辦事人員不得刁難。后來清政府又規(guī)定自費留學生如果通過自己的努力考入外國大學，就可以轉為官費培養(yǎng)。為確保自費留學生能完成學業(yè)，清政府還規(guī)定，自費生如果經(jīng)費不足，或者因病、自然災害面臨困難，政府可以給予一定的補助。

　　當時，清政府的新學制也開始實行，但在實施的過程中并沒有很好地得到貫徹。因此很多青年把希望寄托在去日本留學上，自費留學生的人數(shù)急劇增加。1903年清政府頒布的《獎勵游學畢業(yè)生章程》中還規(guī)定，中國留學生如果在日本學堂畢業(yè)，可以根據(jù)學堂及所學程度的好壞給予獎勵。在日本普通中學堂、高等學堂和實業(yè)學堂、大學堂、國家大學堂以及大學院畢業(yè)，并且獲得了優(yōu)秀文憑的學生，分別視情況授予拔貢、舉人、進士、翰林出身等功名，在適當?shù)臅r候給予錄用。1904年清政府制定了《考驗出洋畢業(yè)生章程》，根據(jù)此章程，1905年將對部分留學日本的畢業(yè)生進行考核，分別授予舉人、進士出身并實授以官職。這樣做給青年學子們提供了另外一條可以不經(jīng)過科舉考試就獲得功名的仕途道路，自然吸引了一大批渴望進入仕途的青年。日本學者青柳篤恒曾經(jīng)非常生動地描述了這股留學日本的熱潮：學子們相互約定，一聲“向右轉”，紛紛辭別國內(nèi)的學堂，乘船東去，不遠千里，不怕艱辛，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來……

　　在這些留學生中，大部分是青年，但也有一些是已經(jīng)有了功名的舉人、秀才等。當年留日學生編寫的《留學生鑒》中就說：留學生千人，問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學問之不修也，社會之腐敗也，土地之日狹也，鄰強之日薄也，吾之所懼也。吾寧犧牲目前之逸樂，兢兢業(yè)業(yè)，以求將來永遠無暨之幸福，此則吾之所大愿也。”留日學生自辦的刊物《游學譯編》，在1903年發(fā)表了《勸同鄉(xiāng)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學書》一文，極力動員家鄉(xiāng)青年去日本留學，并大聲疾呼：“惟游學外洋者，為當今數(shù)吾國惟一之方針。”

　　1904年，日俄戰(zhàn)爭以日本的勝利而結束，日本軍事的強盛進一步得到印證。1905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傳統(tǒng)的登龍之術被新學所代替，要求學習新學的人數(shù)日益增加。但學校和教師卻非常缺乏，于是很大一部分人更把留日當做自己的目標，這對留日學生人數(shù)的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1904年初，留日學生有三四千人。1906年留日學生的人數(shù)達到八千以上，有些書中甚至記載說有一兩萬人。

　　這種種因素，促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的第一個留學日本潮。留日學生思想活躍，興趣廣泛，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了憂患和自強的意識。學習的范圍涉及到日語、政治、軍事、法律、醫(yī)藥、教育等各個領域，其中以學習文科和軍事知識的人最多。由于中國面臨民族危機，留學生們渴望早日實現(xiàn)民族自強，因此當時留日學生的一大特點是，學習速成科和普通科的人很多，能夠真正進入大學本科的人并不多。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還有另外一個現(xiàn)實的原因，即由于當時社會動蕩，很大一部分自費生限于經(jīng)濟原因，往往急于求成，所以學習質量也不容樂觀。

　　留日與革命

　　1898年的戊戌維新、1900年唐才常起義和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一系列武裝起義失敗之后，為了逃避清政府的迫害，從事變法活動和反清起義的領導人紛紛流亡到日本，每次都有大批的青年人追隨前往，其中不少人后來成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中堅力量。這批流亡的反清志士，在日留學期間積極編輯出版各種報刊，宣傳民主革命思想。1900年創(chuàng)刊的《開智錄》和《譯書匯編》，是留日學生最早創(chuàng)辦的刊物。隨著留日學生的增多，以省、鄉(xiāng)為單位的同鄉(xiāng)會、同學會，也紛紛創(chuàng)辦具有自己地區(qū)特色的刊物，如《浙江潮》、《江蘇》、《云南》等等。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190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間，由留日學生自己出版的宣傳革命的報刊有六七十種，其中不少成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政黨或團體的代表刊物。這些刊物除了在日本發(fā)行外，還有相當大一部分運回國內(nèi)，有力地促進了國內(nèi)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對于辛亥革命的爆發(f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留日學生還積極翻譯西方的書籍，介紹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識。1900年譯書匯編社成立，這是留日中國學生最早成立的一個翻譯團體。這個團體的成員大部分是進步團體勵志會的成員，他們認為，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就要學習效法歐、美、日本的先進文化和制度，于是把有關介紹西方資產(chǎn)階級社會政治學說著作的日譯本再轉譯成漢語，刊行于日本以及中國國內(nèi)。這對于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接受新思想和促進民族覺醒，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01年廣東留日學生在日本成立“廣東獨立會”，這是留日學生成立的第一個愛國團體。到1904年前后國內(nèi)出現(xiàn)了一些以留日學生為骨干的革命團體，如“華興會”、“光復會”、“日知會”等。這些革命團體在舉行地方起義失敗后，其成員往往又逃往日本。

　　1903年沙俄強占中國的東三省后，拒不按約撤兵。留日學生義憤填膺，召開了有五百人組成的抗俄大會，并成立了“抗俄義勇隊”。他們編隊操練，隨時準備回國參加抗俄戰(zhàn)斗。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得到消息后，致電清政府，說他們“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后來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壓力下，下令解散抗俄義勇隊。留日學生迫不得已，把“抗俄義勇隊”改為“軍國民教育會”，繼續(xù)進行抗俄活動。當時在日本留學的吳玉章回憶說：“這一運動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把我推入了革命洪流。”于是日本的東京逐漸成了中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一個海外基地。

　　在革命團體紛紛成立，革命力量不斷發(fā)展壯大的形勢下，孫中山于1905年在東京聯(lián)合各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成立后的前三年內(nèi)，90％以上的成員來自留日學生。同盟會內(nèi)部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創(chuàng)立了一套系統(tǒng)的、比較完整的組織方案，很快成為當時領導反清革命的中心力量。在眾多留日學生中，涌現(xiàn)了不少杰出的愛國革命志士，如鄒容、陳天華、秋瑾、徐錫麟等。魯迅也是當年留日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之一，1902年他被江南督練公所公派到日本留學后，第二年斷辮明志決心抗清，之后在留日學生創(chuàng)辦的刊物《浙江潮》上發(fā)表的譯著中，就有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等，這是他胸中迸發(fā)的用文學改造國民精神的最初的火花。

　　1906年以后留日學生的人數(shù)開始下降。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則1905年日本制定《取締留學生規(guī)則》，對中國留日學生進行種種的限制和歧視，引起了留學生的強烈不滿，一些留學生因此回國。清政府方面，1906年制定了對留學資格進行限定的政策，規(guī)定具有中學以上學歷并且學過日語的人才能到日本留學。另外中國的學校教育也逐漸普及起來，有些日本人也開始來中國擔任教師。再一點，留日浪潮的興起引起了歐美各國的注意，他們也開始注意采取相應的措施吸引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美國，1909年開始用庚子賠款資助中國學生留美，1911年開始出現(xiàn)留美的熱潮。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大批中國留日學生在革命派的影響下紛紛回國參加革命活動，這也使日本留學生的人數(shù)大幅度減少。到1912年，中國留日學生已銳減到一千多人。

　　（趙堅摘編）摘自《留日風采》留日同學會編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9月版

　　《文匯報》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