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評

——以郭真《辛亥革命史》為中心

　　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和骨干，已對辛亥革命進行了初步的學術研究。以往黨史學界對陳獨秀、李大釗個人對辛亥革命的看法有所論述和評介，如黃真《“月異歲新 與時俱進”——學習李大釗關于辛亥革命的論述》[ 黃真：《“月異歲新 與時俱進”——學習李大釗關于辛亥革命的論述》，《前線》1981年第5期。 ]、儲天虎《陳獨秀論辛亥革命》[ 儲天虎：《陳獨秀論辛亥革命》，2011年2月28日《北京日報》。]等，但對早期共產黨人群體關于辛亥革命的論述缺乏系統(tǒng)的總結，而且很少從學術研究的視角去看待、分析這些論述。本文認為早期共產黨人的辛亥革命研究是辛亥革命史學史中重要的一環(huán)，弄清了這一環(huán)，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后來的辛亥革命研究若干方法和結論的根源。因此擬以最近讀到的郭真著《辛亥革命史》為中心，嘗試對早期共產黨人群體的辛亥革命研究做一系統(tǒng)梳理。

　　一、研究概況

　　早期共產黨人的辛亥革命研究可以《向導周報》第86期、惲代英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和郭真的《辛亥革命史》為代表，其他還有李大釗、陳獨秀、彭述之、張?zhí)?、瞿秋白、蔡和森、毛澤東等人關于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一些文章，比較零星。

　　《向導周報》第86期（1924年10月8日出版）是比較集中論述辛亥革命的雙十特刊，由彭述之（署名述之）的《辛亥革命的原因與結果》、陳獨秀（署名獨秀）的《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張?zhí)祝ㄊ鹈罄祝┑摹缎梁ジ锩谥袊鴩窀锩系囊饬x》三篇文章所組成。彭述之的文章系統(tǒng)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深遠原因和近因以及辛亥革命失敗的表現及其原因。陳獨秀的文章主要是聯系國民黨的情況論述了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的革命黨人的三個重大錯誤。張?zhí)椎奈恼卤容^簡短，根據辛亥革命不反帝的局限性，認為它在國民革命上不能有多大意義和價值。

　　惲代英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是1926年在廣州所作的系列演講，其中第五講專談辛亥革命運動。他在演講中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分析了失敗的原因，并總結了三條教訓。該演講當年曾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教育宣傳委員會印行，有廣州國光書店1927年3月版，筆者所見為上海泰東圖書局1927年6月版。

　　至于筆者最近見到的郭真著《辛亥革命史》（1929年上海北新書局版），以往由于作者真實身份不明，著作流傳未廣，長期不為人們所重視，甚至蒙垢多年。筆者在《２０世紀辛亥革命研究鳥瞰》一文中誤認為該書是國民黨黨史著作[ 參見嚴昌洪《20世紀辛亥革命研究鳥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該文誤稱：“30年代以后，國民黨開始著手黨史的編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納入其中，出現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較有影響者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后來有人在此基礎上加以發(fā)揮，說“國民黨方面，左舜生、郭真等人把辛亥革命史納入黨史的編纂和研究，頗多刪改史實之處”。[ 參見楊天樹《走出辛亥革命評價問題的困境》，《學說連線網》 （http://www.xslx.com/Html/xssy/200805/11597.html）2008年5月22日。]雖然有的學者已注意到這類著作的學術性，稱：“貝華、高勞、郭真、左舜生等編寫的《辛亥革命史》大多出版于二三十年代，共約10種，左氏等著作已漸有學術性。”[ 章開沅：《50年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但這些著作有怎樣的學術性，作者并未展開。

　　其實，郭真《辛亥革命史》不僅不屬于國民黨黨史編纂和研究的成果，而且是一部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論述辛亥革命歷史的專著。郭真何許人？據《青浦縣志·人物傳記》介紹：郭真本名高爾柏，字詠薇，郭真系筆名，青浦縣練塘鎮(zhèn)人。與其兄高爾松齊名。1923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與夫人唐純茵一起參加新南社。次年在上海大學學習，同時在該校附中任教兼訓育主任，還任上海學聯主要負責人，并擔任黨小組長、支部書記、獨立支部書記。其時國共合作，為便于工作，加入國民黨。1925年11月，在“中山主義研究會”上被選為執(zhí)行委員和《中山主義》周刊主編。后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任秘書。1927年3月底赴南京參與主持江蘇省黨政工作，擔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委員、宣傳部代部長，后又兼任秘書長。“四·一二”政變，國民黨江蘇省黨部被搗毀，他因出席“南京市肅清反革命大會”而幸免。不久因受通緝而從上海流亡日本，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929年秘密回國，兄弟倆在上海開設平凡、開華、中學生等書局，分別以高希圣、郭真筆名從事譯著和出版事業(yè)，努力介紹社會主義經典著作?？箲?zhàn)期間曾在松江創(chuàng)辦茸光中學，抵制敵偽奴化教育，掩護地下黨革命活動。抗戰(zhàn)勝利后，回上海繼續(xù)辦學與經營書店業(yè)務，擔任上海市教育會常務理事和私立中小學聯合會監(jiān)事長，同時擔任青浦縣參議員。1946年，國共談判時，周恩來曾在上海會見他，勉勵他要養(yǎng)好身體，將來為黨為國出力。1949年后，出任高等教育部第二處副處長。翌年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任中央宣傳委員。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后改正。1986年10月27日病逝于桂林。

　　該書末頁署“一九二九，五，一六日完稿”，但從內容上看，開始寫作應該在1925—1926年期間。該書第21頁在論述到革命黨人的鼓吹機關時，稱“當時尚有所謂三大革命著作：第一篇是汪精衛(wèi)的《民族的國民》，第二篇是鄒容的《革命軍》，第三篇是章炳麒【麟】的《信【訄】書》”，贊譽汪精衛(wèi)的《民族的國民》發(fā)表后，“把共和民國的理論基礎確定了”。這顯然是國共合作時期對汪精衛(wèi)的看法，那時汪精衛(wèi)尚未背叛革命，共產黨人對他是有好感的，對其追隨孫中山，主編《民報》，宣傳革命，謀刺攝政王等功績和在國民革命中的表現予以肯定。而1927年寧漢合流后，共產黨人對汪精衛(wèi)采取了批判的態(tài)度，稱“汪精衛(wèi)派之虛偽主義現已完全揭破”，成為“革命叛徒”，在兩湖完成了屠殺。[ 《中央對于武漢反動時局之通告》（1927年7月24日）、《中國共產黨為辛亥革命紀念告民眾書》（1927年10月10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378頁。]郭真在1929年不可能如此稱贊他?？赡艿那闆r是，四一二事變前他已開始寫作，后遭通緝流亡在外，寫作中輟，1929年回國后繼續(xù)寫作未完成之書稿，而對以前所撰寫部分沒有經過審讀修改而付排了；或者因流亡在外，脫離黨組織，對汪精衛(wèi)背叛革命的情況不甚了解，續(xù)寫時未改變對汪精衛(wèi)的看法。另外，該書中除了引用史料外，還大量抄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的論述，有的打引號，有的不打引號，只有少數注明了出處，絕大多數沒有注釋，是屬于抄襲還是屬于奉黨的命令作為集體成果而作，不得而知。

　　早期共產黨領導人和骨干關于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論述除了彭、陳、張、惲還有另一些文章外，李大釗的《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瞿秋白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運動》都是比較重要的文章。

　　本文之所以以郭真的《辛亥革命史》為中心對早期共產黨人群體的辛亥革命研究做系統(tǒng)述評，乃是因為，一、此書雖然篇幅不大，共90頁，結構也很簡單，但比較系統(tǒng)而全面地論述了辛亥革命的原因和簡略經過、辛亥革命的結果及失敗原因等。二、此書比較多地參考、抄錄當時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關于辛亥革命的文章，堪稱早期共產黨人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的匯集之作。三、此書在論述辛亥革命發(fā)生的原因、辛亥革命的性質、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時，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試圖用唯物史觀闡釋復雜的歷史現象。四、此書雖署1929年5月完稿，如前所述，應該是四·一二事變以前開始寫作的，當時作者系上海地區(qū)共產黨骨干，完全可視為共產黨人的著作。所以此書在早期共產黨人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