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和辛亥革命的領袖，胸懷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崇高政治理想，而且在辛亥革命艱難復雜的斗爭中，以“天下為公”的磊落政治胸襟，視建立民國的革命大業(yè)為最重，不計個人功利名位，從容進退。這是使辛亥革命得以取得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之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國開始邁入新的歷史時代之標志性事件。

　　一

　　孫中山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后，在返國途中稱：“總統(tǒng)自當推定黎君”。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chuàng)立興中會，從此開始了其矢志以革命推翻清王朝，屢仆屢起、歷盡危難艱辛的革命斗爭生涯，并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公認的革命領袖。故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孫中山雖未直接參與領導，但起義的領導者們?nèi)园阉顬楦锩I袖，并以“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tǒng)孫”的名義發(fā)布布告。

　　孫中山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后即自美返國，途中在致《民立報》轉(zhuǎn)軍政府電中談及建立政府問題時稱：“總統(tǒng)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請推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固國基……此后社會當以工商實業(yè)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于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47頁）此電所展現(xiàn)的孫中山此時的心態(tài)是“但求早固國基”——其所關注、所追求的只是盡早、盡快建立起鞏固的共和民國，因為“新中國”政權的“要領”是為民眾服務，而非舊時代的“權勢利祿之爭”。孫中山的心目中，革命事業(yè)的大局——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民國最為重要，是最根本的問題，其他，包括個人的功利名位，在所不計。

　　當孫中山返抵廣州后，粵督胡漢民請孫中山留在廣東，訓練軍隊以待北伐。孫中山則稱：“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不以身當其沖，而退就粵中，以修戰(zhàn)備，此為避難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此其謂我何？”此時孫中山所念者惟在此革命之重要關頭，須挺身以赴前線，擔當大任，一派舍我其誰的豪邁情懷！當胡漢民稱袁“實叵測，持兩端”時，孫中山的回應是，“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于擁兵十萬”。此時的孫中山對黎、袁這些舊官僚的面目尚乏明確的認識，對當時革命形勢中蘊含著的危機并不十分明了，對傳統(tǒng)政治思想仍將頑強延續(xù)亦無清醒的預見，但一個堅定的、充滿民主政治思想的革命家“天下為公”的政治胸襟已袒露無遺。

　　二

　　孫中山表示：“只要袁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

　　孫中山返回國內(nèi)之前，南北已開始和談，南方革命陣營正在以民國“大總統(tǒng)”爭取袁世凱脫離清廷反正。革命領袖們鑒于各方情況，欲以“大總統(tǒng)”職位爭取袁世凱。11月9日，黃興致信袁世凱，勸其“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2頁）11月11日，當袁世凱的代表劉承恩、蔡廷幹攜袁世凱手書到武昌談判時，宋教仁亦表示，若袁世凱“轉(zhuǎn)戈北征，驅(qū)除建虜……將來自可被舉為大統(tǒng)領”。乃至各省代表會11月30日在漢口議決：“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tǒng)。”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旬月之間南方諸省已盡為革命黨人或立憲派所掌控，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但清王朝還控制著長江以北的大部分區(qū)域，特別是重新起用袁世凱，由湖廣總督而為欽差大臣，而為責任內(nèi)閣總理大臣，既統(tǒng)帥著戰(zhàn)斗力很強的北洋軍及北方各路軍隊，繼而以責任內(nèi)閣的總理大臣實際控制了北方政局。鑒于如此局勢，以民國“大總統(tǒng)”職位爭取袁世凱反正，即成為南方革命陣營不再繼續(xù)征戰(zhàn)流血即可傾覆清廷而使南北統(tǒng)一于共和民國的最為實際的策略，亦成為南北議和的中心問題。上述辛亥革命領袖、各省代表會的這些公開表示和“議決”，都是鄭重其事的。而孫中山表示，倘若可利用袁世凱之力推翻清王朝，“則賢于擁兵十萬”的態(tài)度無疑亦為其審時度勢的結果。但此一策略的前提是孫中山具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胸襟，甘愿將本為眾望所歸的總統(tǒng)職位讓與袁世凱。

　　12月27日，各省代表會的“歡迎代表”由寧抵滬謁見孫中山，特別向?qū)O中山說明：雖然根據(jù)《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規(guī)定，各省代表會應選舉孫為臨時大總統(tǒng)，但因此前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曾表示，“如南方能舉袁為大總統(tǒng)，則袁亦可贊成共和”，故各省代表會決定，“此職暫時留以有待”，因此“擬舉先生為臨時政府大元帥”。孫中山的回答明確、直率：“那不要緊，只要袁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歡迎代表”王有蘭感慨：“當時感到驚異的是先生的語氣，真摯亢爽，直截了當……一洗中國縉紳虛偽謙遜、矯揉造作之態(tài)，雖細微處，亦見偉大”。越二日，孫中山在當選大總統(tǒng)后，即致電袁世凱表示：“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

　　有辛亥革命的參加者早已指出：“蓋孫中山先生具世界眼光，抱‘天下為公’之心，視總統(tǒng)為國民公仆，只要袁世凱能推翻君主，贊成共和，大總統(tǒng)一席定可相讓”。這種假手袁世凱推翻清廷建立共和想法與做法，向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軟弱性、妥協(xié)性的突出表現(xiàn)。而孫中山基于對民主共和制度的信念，鑒于當時中國南北形勢的種種情況，以推翻清王朝，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為最高政治目標。若此目標可得以實現(xiàn)，并不介意個人地位。此中所體現(xiàn)出的民主主義革命家的政治胸襟，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聞的，與傾覆專制王朝而建立共和民國實同為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進程中嶄新的政治氣象，堪稱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的具有標志性的舉動。

　　三

　　讓位袁世凱并非權宜之計，“天下為公”是孫中山真誠奉行的政治信念。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翌日，孫中山即履行南北議和協(xié)議，宣布辭職并舉袁自代。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固然如某些論著所指出的，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后所面臨的“財政困難沉重壓力，顯然是導致北伐夭折和促使孫中山終于決定讓位于袁世凱的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原因”，或稱讓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南方革命陣營“無力籌集為爭取徹底勝利所必需的經(jīng)費”。但也須注意到，實際上孫中山早在返國途中的1911年11月16日，即有舉袁為總統(tǒng)“合宜亦善”的明確表示，且自1911年11月初即開始的南北接觸中，南方革命陣營諸核心人物那些以“大總統(tǒng)”職位爭取袁世凱反正的公開表示，以及各省代表會如袁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tǒng)”的議決，即已使南北議和的實質(zhì)性內(nèi)容，定位在袁世凱迫清廷退位，南方則以“大總統(tǒng)”為酬勞這一核心問題。上述種種表示、昭告、議決，均非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建立之后面臨巨大財政困難而無力北伐時而提出的權宜之策，而更像是南方革命陣營的領導層自11月南北接觸開始即抱定了的一個既定方針。

　　雖然孫中山及南方革命陣營做了可讓位于袁的上述種種承諾，也準備踐以行動，但袁世凱仍心存疑慮，故在由唐紹儀向南方議和代表傳達了“如南方能舉袁為大總統(tǒng)，則袁亦可贊成共和”的信息后，袁再使唐紹儀繼續(xù)追問：孫中山讓位一事“有何把握”？而孫中山的回復態(tài)度明朗且堅決：“如袁使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頁）既如此，袁世凱遂加緊了迫清廷退位的活動。實際上，袁世凱得到總統(tǒng)職位后，仍固執(zhí)于傳統(tǒng)的專制政治，且其結果實也未出孫中山的預見：袁若欲為惡，“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總45號，第53頁）

　　孫袁相較，前者只要建成共和國，個人權位無所謂；后者是若能得到“大總統(tǒng)”，政治態(tài)度無所謂。在孫中山這里，“天下為公”為其真誠奉行的政治信念。是進亦公，退亦公，棄行醫(yī)而革命，漂泊奮斗，屢仆屢起，歷盡艱辛。而在袁世凱那里，是否贊成共和，完全視南方能否能將“大總統(tǒng)”職位讓與自己而定，其作出贊成民主共和的表示，并非出于思想政治信仰，而只是謀取權位的手段。

　　在南北議和成功，不再繼續(xù)戰(zhàn)爭而使清廷退位，南北統(tǒng)一于共和民國這一過程中，孫中山讓位于袁無疑為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在孫中山的心目中，推翻清王朝，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這是最高的政治原則，是其所作所為最根本的出發(fā)點，而非是否由革命黨人直接掌握政權，占據(jù)最高職位。以往述及孫中山辭職讓位一事的論著，強調(diào)其時南方革命陣營所面臨的巨大的財政困難，這無疑是正確的，而作為以將中國建為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革命的領袖，孫中山以“天下為公”的政治信念慨然讓位，換得南北統(tǒng)一于共和民國，其所具有的數(shù)千年來中國傳統(tǒng)政治人物們所不可想象的正大磊落的胸襟，難道不同樣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嗎？

　　在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總統(tǒng)后，孫中山致函日本友人犬養(yǎng)毅稱：在袁迫清帝退位后，“文推而讓之，踐前言也，且以示天下，所謂民國公仆者，服務之所重，非權勢之所爭庶哉，于國民心理有益。若慮民國基礎為不穩(wěn)定，是在我國民政治上之能力。”（《新發(fā)現(xiàn)孫文致犬養(yǎng)毅六封信函》，《孫中山宋慶齡研究動態(tài)》2021年第2期，第11頁）除了將總統(tǒng)職位視為服務于民眾的“民國公仆”這種民主革命家堅定的政治信念，孫中山還強調(diào)了，民國是否鞏固其基礎在于“國民政治上之能力”這個建設民主政治的根本問題所在，更展現(xiàn)了這個為此后中國政治演進歷程所一再證實了的洞見卓識。

　　南北議和北方代表團成員章仲和，對孫中山在讓位問題上的態(tài)度是這樣的印象：“孫中山本人是落落大方，沒有自己要享權利的思想”。南北議和南方代表團秘書張競生記述其去南京總統(tǒng)府接受孫中山關于南北議和的指示時，孫中山對其表示：“我愿意讓出總統(tǒng)，只要他（袁世凱）能擁護民國……我不是怕袁，而是委曲求全的利用袁，我是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為個人做大官的，只要對國家有利，我決不計較個人得失。”（章仲和、黃任潮：《張競生談孫中山對南北議和的指示》，《辛亥革命回憶錄》第8集，第417頁—418頁）這兩段記述，對于認識理解當時孫中山讓位于袁的心態(tài)，亦可資參考。

　?。ㄗ髡撸?李學智，系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