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元月12日，馮先生辭世，享年八十有一。之前獲悉馮先生病情轉(zhuǎn)好，我與朋友們暗自慶幸他已闖過這一關(guān)，還想再聚一次。

　　聽到馮先生離去的噩耗，我很悲痛。次日到珞珈山上我校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設置的靈堂吊唁先生，我的心情難以言表……

　　馮先生對我而言，亦師亦友?？梢哉f，他是我的良師益友，也是一位好兄長。我們相知、相交、共事幾十年，相互間有著深度的默契，可謂“半生人間半生緣”。

　　我們之間的稱呼，我一直稱他“先生”、“老師”；他則稱我“齊勇”，晚年有時稱我“齊勇老師”。雖然我只小他五歲，但他出道很早，而我讀大學很晚（我31歲才上大學），確實小了一輩。

　　先略說說我的老師蕭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與馮先生的交往：

　　蕭先生十分器重馮天瑜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據(jù)王元化、湯一介等學者們在京、滬舉辦的文化協(xié)調(diào)會上的協(xié)商，武漢地區(qū)學者在原有研究基礎上發(fā)揮特長，重點做“明中葉至近代的文化史研究”。蕭先生聯(lián)合華中師大的章開沅先生、湖北大學的馮天瑜先生等開辦文化沙龍，在三校輪流舉行，還曾請了吳于廑先生參加。后來，集中討論明清文化，改稱“明清文化史沙龍”。記得蕭先生讓我寫過相關(guān)活動的綜述，他推薦到《未定稿》上發(fā)表。馮先生的《明清文化史散論》成了我的案頭書。

　　馮先生第一次出國，是1987年7月與李德永老師等一道，應邀到美國圣迭哥的圣巴巴拉大學出席第五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會后還訪問了幾所大學。這些活動也是蕭先生推薦，得到傅偉勛、湯一介等先生的支持，由國際中國哲學會安排而得以成行的。

　　我還依稀記得我與馮先生交往的幾件小事：

　　1982年紀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蕭老師、唐明邦老師、鐘興錦老師組織湖北省哲學史學會的學者先在武漢開了學術(shù)討論會，后又去衡陽出席了全國性的會議，馮先生都參加了。那時我是蕭先生的研究生，得以與馮先生相識。

　　1985年3月，湯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首屆中國文化講習班在北京舉行，講課者有梁漱溟、馮友蘭、金克木先生等，皆一時之選。學員多是青年教師，住在中央團校地下室。這間地下室較大，我們睡學生的雙層高低床。馮天瑜先生是學員中最年長、最有學問的，湯先生請馮先生作為學員代表致辭。馮先生沒有架子，平易近人，與我們相處甚洽。如此說來，我與馮先生還有同窗之誼。馮先生的學術(shù)轉(zhuǎn)向并定位于中國文化史研究，與參加這次講習班有一定的關(guān)系。華中師大嚴昌洪先生當時也作為學員參加了這一講習班。

　　1993年，教育部委托張岱年、方克立先生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在齊齊哈爾等地開過編撰會議。方先生誠邀馮先生與我參加統(tǒng)稿，統(tǒng)稿工作是當年秋天在湖北大學舉行的，馮先生統(tǒng)上編，我統(tǒng)中編，方先生統(tǒng)下編。在統(tǒng)稿期間，我們與馮先生的家人與弟子（周積明、何曉明、郭瑩等）熟悉起來了。馮方兩家本是世交，馮先生的父親馮永軒先生與方先生的父親方壯猷先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同學，后來方壯猷先生任湖北省圖書館館長，馮先生的母親曾長期在省圖工作，他年少時隨母親在省圖“住讀”八年，曾得到方先生的鼓勵。馮先生的二哥馮天瑋（張式谷）與方克立先生又曾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同學。

　　1994年，馮先生調(diào)到武漢大學。他心情舒暢，因為武大畢竟“大”。1996年4月，我校中國文化研究院成立，馮老師任院長，我與陳文新、陳鋒教授等輔佐，任副院長。這當然是為馮先生設置的工作平臺。在此研究院基礎上，1999年，我們整合學校人文學科的力量，組建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馮老師任主任，我與陳文新、陳鋒為副主任，后又增加了楊華教授。當時我任人文學院院長，學校、學院與我個人都想爭取使中心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0年，中心獲批為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申辦、草創(chuàng)本中心及中心前三年的事務工作，是馮先生委托我主持的，那時他在日本做研究。我本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原則，團結(jié)同仁，圓滿完成了任務。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的申報、評估等過程是相當復雜、繁瑣的。記得最初申報時，需要填不少復雜的表格，還要復印不少佐證材料，我讓幾位博士生用拉桿箱、大旅行袋等，裝滿證明材料送到北京。這些佐證材料大體是證明所填報的論著、課題是真實不虛的，當時的要求有點過了，文牘主義與形式主義盛行。但各校都要爭，先是說全國一百家，后來變成一百幾十家。這也成為評估學校的重要數(shù)據(jù)。

　　中心成立之后，我們做了不少工作，拿出了不少成果，舉辦了高品質(zhì)的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等，這些都是在馮先生領導下取得的成績。

中國文化史研究再出發(fā)暨《馮天瑜文存》學術(shù)研討會

　　再說說近年的事：

　　2020年元月底2月初，武漢的疫情已很嚴重，大家憂心忡忡。2月7日上午，為表達對吹哨人李文亮醫(yī)生的敬意與對言論自由的捍衛(wèi)，趙林兄提議，我們一定要發(fā)聲。我說，趙兄先起草，殊不知馮先生說，他正在就此寫一文，擬發(fā)布。馮先生是有名的快手，他上午寫好后，唐翼明先生立即修改、潤色。他們倆中午修改，下午由馮先生轉(zhuǎn)辛亥革命網(wǎng)首發(fā)，首發(fā)時間為15：40。這就是那篇《李文亮大夫不朽——武漢十教授呼吁》，影響很大。此文先引憲法數(shù)條，接著說了三點：一是維護憲法，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二是撤銷對八位揭示疫情的醫(yī)生的處罰，三是應追認李醫(yī)生為烈士。一下子，網(wǎng)上反應熱烈，各方面的評論都有，很快，我們簽署者都接到所在單位領導打的“招呼”，我是下午五點多接到電話的。不久，有人別有用心，將此引向所謂海外“敵對勢力”云云。此呼吁書的副標題及署名排序是我定的，因馮先生是起草人，排第一，唐先生是修改潤色者，排第二，其他人則序齒。其實本來有十一人聯(lián)署，考慮到諸種情況，我建議一位友人不參加。而且“武漢十教授”叫起來順口，便于傳播。

　　此事卾省有人很不高興，在某次會議上批評了，還點了馮先生的名。馮先生很坦然。他繼承傳統(tǒng)士人德高于位、道尊于勢的傳統(tǒng)，又具有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抗爭精神。馮先生有風骨，他一貫待人謙和、低調(diào)，但偶爾也曾拍過桌子，金剛怒目。他無愧于且增色于“遠權(quán)貴，拒妄財”的家風家教。

馮先生手札

　　馮先生的思想究竟如何定位？這恐怕也是套話中的“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從其言其行中，愚以為還是應定位于理性主義與啟蒙精神。馮先生重在弘大自由、民主、科學、人權(quán)等普世價值，并努力推動這些價值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實現(xiàn)。當然，他對啟蒙主義也有反思與批評。從他對傳統(tǒng)文化的分析，可知他內(nèi)在的思想張力很大。

　　馮先生有一種一往無前，畢力鉆研的精神與毅力。他太勤奮了，手不釋卷，筆耕不輟，他很多著作是在病房里完成的。他真是學術(shù)界的“拚命三郎”！他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只要是他確定要寫一本書，他就心無旁鶩，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不渝，克服重重困難，終爾高水平高質(zhì)量地完成。正如他的夫人劉老師所說，“天瑜一輩子做了別人兩輩子做的事”（大意如此）。其實還不只！

　　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畢生致力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他提出的文化生態(tài)論、中華元典精神及其近代轉(zhuǎn)型、歷史文化語義學等具有鮮明學術(shù)個性的原創(chuàng)性思想，以及對明清、近代文化史、中日關(guān)系史的研究，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享有崇高的學術(shù)聲譽。馮先生視學術(shù)為生命，他“未嘗一日廢學停思”（熊十力語），卓然成家！

　　每人都有受挫與消沉的時候，馮先生也有。一次，一家大報刊載了一位學者的文章，批評馮先生當時做語義研究是“搶灘”。這原因其實是學者之間溝通不夠，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誤會。當時馮先生在日本，我們之間通了好幾次電話。一度他心灰意冷，甚至私下跟我說“不想再做學問了”。這當然只是一時的情緒。我安慰馮先生，又以“學術(shù)乃天下之公器”為據(jù)寫文為馮先生辯護，那家報紙也發(fā)表了拙文。后來證明，還是馮先生把歷史文化語義學的研究做出成果來了。

　　馮先生與我的生活習慣相似，起床較早，一度彼此間一大早通電話。他跟我通話時已經(jīng)工作了一段時間了，但還是較早。我老伴都知道我們的習慣，她起床后說：“是馮先生的電話吧。”以后，我與馮先生用微信就更方便了。

　　我與馮先生有一些貌似的相同處：我們兩家都是五男二女，在男孩中都排行老幺。過去傳統(tǒng)家庭，五男兒（五兄弟）很常見。古代有五子登科的故事?！度纸?jīng)》曰：“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當然，馮家五兄弟，我們不敢望其項背。做老幺的很幸運，除父母關(guān)愛外，還有兄長們的扶持。“五男（兄弟）現(xiàn)象”真值得研究，多一點兄弟姐妹總是好事，有助于人的成長。

　　電腦文字輸入法，我與馮先生都不會用拼音或五筆碼，都是用的漢王筆。馮先生的寫字版里有大乾坤，他的晚年著作都是在小小寫字板上寫出來的。

　　我們倆還有一相同處，都喜歡看足球賽。馮先生是真球迷，我是假球迷。去年12月卡塔爾世界杯，馮先生看了若干場，鑒于時差，半夜三更的場次只有次日再補看了。有趣的是，他的預測很準，無一不中！

　　馮先生精通世界地理，你只要報一地名，他馬上就可準確告訴你此地的位置及風土人情。這一點我是自愧弗如。

　　近些年湖北省的經(jīng)心書院得以復建，主事者是湖北省政協(xié)委員熊華敏女士。承蒙不棄，我忝為山長。經(jīng)心書院請了一些名家來演講，如北京大學鄧小南教授等。2019年6月29日，為紀念經(jīng)心書院成立150周年，特舉辦中外文化比較征文活動，在啟動儀式上，鄭重邀請本地的馮天瑜先生和唐翼明先生，與來自北京的安樂哲和萬俊人先生演講。馮先生開講，脫口而出：“經(jīng)心書院，此地有茂林修竹，高朋勝友。”他又說：“書院一定要有一個傳統(tǒng)要繼承，那就是認真地讀幾本經(jīng)典。”他倡議老中青學者共研共學，發(fā)揚書院的真精神。經(jīng)心書院陳雨倩秘書長把馮先生即興說的話記錄了下來。

　　2020年初疫情暴發(fā)，馮先生寫了《“封城”之際議“生態(tài)”》一文，十天后又寫了《大疫讀書記》，發(fā)給經(jīng)心書院分享。

　　2020年3月18日，馮先生通過網(wǎng)絡給經(jīng)心書院授課《商賈救亡、上醫(yī)醫(yī)國——“采風”與“詩諫”》，系第53場經(jīng)心讀書會。當時我在外地，通過視頻收看并在馮先生講完后作了點評。馮先生講得很精彩很深刻，有時代精神與歷史意識，對社會與國家治理有積極意義。特別是開“誹謗”之路，在保持糾錯機制與文化生態(tài)方面有現(xiàn)實意義。

經(jīng)心書院開講 郭齊勇攝

　　解封不久，5月10日，馮先生到書院講《愛國主義的文野之辨——魏源和他的〈海國圖志〉》，系第60場經(jīng)心讀書會，有不少媒體參與，吸引了百萬網(wǎng)友在線觀看。這一次，我全程陪先生，做了司儀，聽了先生的演講，深受教育。

　　2021年2月18日馮先生通過微信與我通話，說他在網(wǎng)上發(fā)表的有關(guān)《史劇與史觀》《周制與秦制》的“小文章”被人扣帽子。此等事，先生與我都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作為笑料而已。他請我為楊華兄主編的先生八十壽慶集寫篇文章，我即寫了《恭祝馮天瑜先生八十華誕》一文。

　　3月6日，經(jīng)心書院在省高院舉辦第70場讀書會，馮先生講《“周制”與“秦制”》，當時他身體虛弱，但仍堅持講了兩個小時，之后又回答了數(shù)位聽眾的提問。

　　馮先生多才多藝，擅繪畫，“遊于藝”，這一點很多人不知道。有一次我二哥齊家教授從北京回漢（他與馮氏兄弟一樣，也是武昌實驗中學的校友），我們擬去馮府拜訪，馮先生則邀我們兄弟與他一道到華中師大西區(qū)李壽昆教授住處。李先生是藝術(shù)家，擅書畫，瓷器。我們參觀云英閣的收藏，馮先生在瓷瓶坯胎上作畫。馮先生的山水草木畫，有曠達之風，寥寥數(shù)筆，虛實兼濟，頗有神韻情彩；他的人物速寫，皆信手取箋稿一紙為學者同仁造像，不拘一法，形神兼具，出版有《學人側(cè)影》一書，他也曾為我寫有一幀。當晚我們在李府吃飯，馬敏兄也來了，我們聊得甚快。

　　馮先生每出一書都要送我，并親筆題字簽名?！斗饨颊摗穾讉€版本都送我了，其中線裝函套版做得很精美，他特別題了字?！恶T天瑜文集》的內(nèi)容與形式都很厚重，我很喜歡。北大出版社出了他的書《中華文明五千年》，請我寫了書評。

　　馮先生走了，我很寂寞。

　　2023年3月2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