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章（1878 -1966年），原名永珊，字樹人，四川榮縣人，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杰出的革命活動家、教育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吳玉章同志在我們黨以至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對祖國對人民有突出的功勞和卓越的貢獻。”

　　吳玉章早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熱烈擁護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積極投身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辛亥革命的順利進行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沒。

　　吳玉章對辛亥革命的突出貢獻之一就在于他參與了革命的組織工作，并促成了革命力量的聯(lián)合，這是辛亥革命順利發(fā)展的重要保證。

　　1906至1908年，同盟會在國內組織的多次武裝起義都遭到失敗，許多不堅定的革命者因此對革命喪失信心，這時，日本的同盟會組織渙散，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都不常在日本，可謂是群龍無首。在此危難時刻，吳玉章“便和四川的張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歐陽振聲、彭允彝、劉彥，廣東的何天炯、熊越山，廣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蘭，江蘇的陳劍虹，安徽的常恒芳、陳策，福建的林時爽、李恢、鄭烈，云南的呂天民、張大義，貴州的平剛，山西的景定成，陜西的井勿幕、趙世鈺，山東的丁維汾等人經常聯(lián)系，不斷集會，這樣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參加，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各省同盟會負責人員的聯(lián)席會議，維系著同盟會的組織于不散，堅持著革命工作的進行。”這樣，吳玉章使日本同盟會最大程度地集中在一起，和各省同盟會員一道，共同推進東京同盟會的工作。

　　此時，國內的形勢更加險惡，清政府大肆捕殺革命黨人，會黨中的許多革命分子紛紛逃往日本。吳玉章的大哥吳匡時也來到了東京，與他住在一起，并由他介紹加入同盟會。吳玉章認為，當時同盟會只顧去東南沿海發(fā)動武裝起義，忽視會黨工作，而應該把全國各地的會黨徒眾聯(lián)合起來，充分發(fā)揮各地會黨的革命潛力。因此他主動聯(lián)絡焦達峰等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成。吳匡時在四川哥老會中較有地位，很同意他們的意見。經吳匡時介紹，吳玉章加入了“袍哥”組織。他還與張百祥、焦達峰、孫武、居正等人一起商量，召開了共進會的籌備會，吳玉章被任命為“管事”，實際負責組織聯(lián)絡等籌備工作。經過他們的積極活動，各地會黨在1907年成立了共進會。共進會以同盟會的宗旨為宗旨，而特別著重于反滿的宣傳。“自從有了共進會之后，中國南方各省絕大部分的會黨都在反滿的旗幟下聯(lián)合起來了，這就使同盟會增加了一個群眾基礎較為廣泛的外圍組織，從而有利于促進革命運動的高漲。”

　　吳玉章在進行組織聯(lián)絡的同時，也積極開展革命的宣傳活動。1906年以后，清政府嚴厲禁止革命宣傳，同盟會機關報《民報》運進國內相當困難，為了繼續(xù)擴大革命黨人的宣傳活動，留日學生紛紛以本省的名義創(chuàng)辦和出版報刊，再分散地運進國內，進行革命宣傳?！端拇ā冯s志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創(chuàng)刊的，吳玉章?lián)沃鞒趾途庉嫻ぷ?。他當時正在日本崗山第六高等學校工科學習，為了讓《四川》雜志按期出版，專門請假一年來從事編輯工作。為了方便起見，吳玉章為《四川》雜志社租了一處房子，不僅作出版機關，同時也用作革命活動機關?！端拇ā?ldquo;一出世，即受到人們熱烈的歡迎，銷路很廣，每期出版后不久都又再版發(fā)行。它雖然只出了三期即遭封閉，但通觀全部內容，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云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中國東北的文章即占了很大的份量；而揭露清朝反動政府賣國殘民的罪惡、鼓勵人民起來爭取鐵路主權、進行革命斗爭得文章又占了很大的份量；此外，即使是詩詞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憂時愛國之聲，而絕少無聊得吟風弄月之作。它的思想大抵是愛國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四川》在當時的中國要算是最進步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宣傳愛國思想，號召同胞奮起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是《四川》雜志各期的中心內容之一。該雜志的撰稿者們“列舉了大量的事實，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說明亡國之禍已經迫在眉睫，大聲疾呼只有四萬萬同胞之力堅決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才能得救。”（匡珊吉，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人民出版社1982年）《四川》雜志的中心內容之二是揭露清政府賣國的反動統(tǒng)治，“蓋以中國危弱之原，實政府腐敗之故，而非一般人民全不足有為也。”（鐵崖：警告全蜀，四川第一號）認為造成中國的危弱，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極端腐敗，對外投降賣國，對內實行專制主義，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統(tǒng)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這些觸目驚心的文字，呼喚人們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和清朝政府，對促進民族覺醒，提高民眾的革命覺悟，團結全國人民共同為救亡而奮起，無疑起到了振聾發(fā)聵的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四川省處于中國的腹地，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比沿海和邊疆稍晚，不少人對民族危機的認識相對來說較遲?！端拇ā反舐暭埠?，指明不能再圖茍安旦夕，要求人們立即覺醒，為辛亥革命在中國腹地的順利發(fā)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清末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政治暗殺，作為反清暴力斗爭的一種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視的歷史內容，是革命黨人為了推翻清政府的統(tǒng)治，在革命的低潮時期所采取的極端的暴力方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曾經起到過重要的作用。

　　1905年，同盟會在組織武裝起義的同時，還組織了對清朝官員的暗殺活動，并組織了一個專司暗殺的部門，由方君瑛負責主持，吳玉章也參與其事，負責組織方面的工作。吳玉章曾說：“那時我們最愛讀俄國小說《鐵假面》之類的驚險小說，經常仿照書中的人物研究進行暗殺的技術。”（吳玉章，從甲午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52頁）1909年，吳玉章、喻云紀、孫武等人在漢口謀炸兩江總督端方。吳玉章負責在日本購置器材和籌措經費，并且作了周密的計劃。但是計劃卻因為端方臨時改變行走路線而流產。隨后，吳玉章等人又計劃集中力量去刺殺清政府最高掌權者、攝政王載灃。決定派喻云紀、黃復生于1909年秋赴北京組織機關，吳玉章在日本負責準備一切。這次暗殺行動也沒有成功，汪精衛(wèi)和黃復生被捕入獄。后來吳玉章又參與了好幾次暗殺活動，卻都失敗了。雖然暗殺不是革命的主要手段，但在當時起的積極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在那‘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xiāng)誰遣警鐘鳴’的時代，暗殺就是革命黨人投向清王朝專制統(tǒng)治者的一枚枚爆裂彈，像警鐘，像驚雷，震撼著社會，驚醒了國人”，有力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陷清廷于恐怖的境地，使清王朝的大小官吏談虎色變，不敢貿然與革命黨人為敵；并且激發(fā)了一些革命青年殺身成仁的志氣，鼓舞人民進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斗爭。

　　與此同時，吳玉章為了營救因暗殺失敗被捕的黃復生和汪精衛(wèi)，從日本趕回國內，在上海與熊克武、井勿幕等人晤面。于是一起南下，到香港去找黃興，一同商議發(fā)動廣州起義的事情。吳玉章被分配到日本去負責購運槍支彈藥。“其籌劃密商多在小石區(qū)駿河臺畔的竹廬，另覓有一二所房屋作收藏、裝運軍火之用。主要聯(lián)系的日本友人和軍火商有宮崎寅藏及其弟前田行藏、倉地鈴吉、萱野長知等人。從2月中旬至4月25日，購買了大量軍火，向香港運送了五批。”在當時，購運軍火是十分困難和危險的，吳玉章等人想盡了各種方法，為廣州起義的發(fā)動提供了武器，功不可沒。4月27日午后5時半，廣州起義爆發(fā)。晚上，吳玉章搭夜班船由香港趕赴廣州參加起義，并在船艙中撰寫檄文。拂曉，搭船到達廣州，但是城門已經關閉，無法進城，吳玉章得知起義已經失敗，官兵正在四處搜捕起義者，處境危險，只得返回香港。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卻激發(fā)了廣大人民群眾繼續(xù)起來斗爭，迎接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來。

　　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達到高潮，吳玉章估計到革命運動會繼續(xù)發(fā)展起來，于是從日本回到了家鄉(xiāng)四川榮縣。當時，在四川，以農民為主體的保路同志軍轉戰(zhàn)一百多個縣，到處捕殺清朝官吏，懲辦土豪劣紳，搗毀外國教堂，形成了一股銳不可當?shù)母锩榱?。吳玉章與同盟會員龍鳴劍、王天杰共同策劃倒趙（四川總督趙爾豐）反清，推動革命的發(fā)展。當龍、王率同志軍離開榮縣攻打成都后，吳玉章承擔了后方的全部責任，他在政治上痛斥了大地主郭慎之對同志軍的惡毒誹謗，義正詞嚴地指出：“龍鳴劍和王天杰領著同志軍去打趙爾豐，是替我們大家爭鐵路、爭人格，他們視為國爭權、為民除害。”（吳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7-128頁）為革命伸張了正義。在經濟上，以按租捐款的辦法為同志軍解決了糧餉問題。在軍事上，他加緊訓練各鄉(xiāng)民團，還開了一個軍事訓練班，不斷擴大隊伍以支援前線，不遺余力。王天杰率部回到榮縣后，由于榮縣知縣逃走，吳玉章便不失時機地提出應該立即宣布獨立，自理縣政，得到了革命黨人的一致贊成。吳玉章還考慮到由本縣人出來管理縣政，容易引起糾紛，于是請廣安縣的同盟會員蒲洵來主持榮縣民政。1911年9月25日，吳玉章在縣城召集各界開會，宣布獨立，正式建立榮縣政權。“逐清吏，別署同志，一新政令。”（王烈士傳，榮縣王烈士祠碑文）榮縣獨立后，吳玉章又主持軍政大計，“規(guī)劃軍機，并司發(fā)一切密令”，“重新整頓民軍隊伍，加強操練。辦一軍事訓練班，以來歸的成都軍校學生方朝珍、劉厚等人為教官。因武器缺乏，在縣南鐃鈸山頂上設立工廠，制造抬槍、劈山炮、短刀等武器。招壯士百余人，組織一個敢死隊。機關法團，按時辦公。地方寧靜，人民安樂。”這是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資產階級的縣級政權。榮縣獨立，首開辛亥革命各地起義獨立之先河，這比武昌起義要早半個月。“首義實先天下”，（民報，1 912年3月6 日）榮縣漸成成都東南民軍反清武裝起義的中心。榮縣獨立后，吳玉章意識到，革命軍雖然在榮縣站住了腳，但是一個小小縣城的革命政權，是難以單獨存在的，因此必須向外發(fā)展，并且攻下了鄰近的威遠，鞏固了榮縣革命政權。

　　四川保路運動發(fā)生后，清政府派端方“入川查辦”。端方所率部隊經過資州的時候，吳玉章即和隊伍中的革命黨人接上頭，決定由他們殺掉端，吳玉章則在革命黨人較多、群眾基礎較好、并且和資州相鄰的內江發(fā)動起義。1911年11月25日，端方的部隊在資州反戈一擊，義殺端方，推舉革命黨人陳鎮(zhèn)藩為入川鄂軍的統(tǒng)領。陳鎮(zhèn)藩即派人到內江與吳玉章聯(lián)絡。吳玉章等人決定立即行動，先是與當?shù)貓F練局長談判迫其交出團練局武裝，然后召集群眾在天后宮開會。吳玉章宣布革命宗旨，主張建立革命政權，得到了群眾的一致?lián)碜o。于是成立了內江軍政府，吳玉章被推舉為行政部長。內江革命政權建立后，吳玉章又“接收內江縣衙，設六個管理處進行管理，抽調隆昌民軍和改造后的舊軍共任保衛(wèi)之責。清查在押犯人，遣散無辜，處決劣吏。內江新秩序得以建立鞏固。”端方的被殺、內江起義的成功使四川人民大受鼓舞，軍心民心大振，從而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綜上所述，吳玉章作為辛亥革命的親歷者和參與者，為辛亥革命的發(fā)生發(fā)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在革命前期積極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為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他舍身忘我，參與了系列暗殺和武裝起義，策劃了榮縣獨立和內江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統(tǒng)治，他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永遠值得人們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