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內(nèi)涵，有狹義和廣義兩種含義。狹義的是指1911年10月10日（清宣統(tǒng)三年，農(nóng)歷辛亥年)武昌起義爆發(fā)，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前后中國所發(fā)生的革命。廣義的可以包括從1894年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到1913年 “二次革命”討袁失敗的革命。辛亥革命雖發(fā)生在辛亥年（1911），但這場革命運動卻有其較長而艱難的孕育期，孫中山飽嘗了各種艱難險阻和酸甜苦辣。

　　偉大的愛國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青少年時期就抱有振興中華，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崇高理想。 1894年夏，孫中山滿懷改革救國的熱望，捧著8000言充滿革新精神的《上李鴻章書》，北赴天津上書。他主張學習歐洲各國“富強之本”，做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自信“以中國之人民財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也。”

　　李鴻章對“上書”未予理睬。時《萬國公報》月刊第69、70冊以《上李傅相書》為題連載，算是對孫中山一片愛國之心的回報。上書失敗，是年10月爆發(fā)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清軍又連連失利。孫中山不滿清朝政府的軟弱無能，決心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之。于是，遠赴檀香山，“擬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復漢之義舉”。

　　他在檀香山創(chuàng)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chǎn)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舉起了“傾覆滿清，建立民國”的第一把火炬；他在廣州發(fā)動了武裝起義，成為辛亥革命運動的先驅；他聯(lián)絡海外華僑、留學生、愛國青年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吹響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號角。中國同盟會成立后，利用多種形式廣泛開展革命宣傳，先后（1906年12月至1911年4月間）在廣西、湖南、廣東、云南發(fā)動9次武裝起義。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雖屢戰(zhàn)屢敗，卻愈挫愈奮。連續(xù)失利的起義，使革命黨受到了慘重的損失，也使革命黨得到了鍛煉，同時更震動了全國，激勵了人們的革命斗志，最終爆發(fā)了武昌起義。正如孫中山對廣州黃花崗之役（辛亥4月）評價所言：“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nèi)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革命已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68年的封建統(tǒng)治，廢除了延續(xù)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國乃至亞洲歷史上第一個資產(chǎn)階級民主共和國。

　　辛亥革命發(fā)生在中國湖北，卻得到“革命之母”——海外華僑的鼎立相助，亦得到了日本人士的大力支持。本文僅就日本人士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加以論述，以請教於各位專家。

　?。ǘO中山把日本作為革命基地是歷史條件使然

　　孫中山先生“致力於革命凡四十年”，流亡海外近二十年，其中居留日本竟達9年半時間，約占他整個政治生涯的四分之一。孫中山為什么要久居日本？這應是孫中山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實踐已經(jīng)證明，孫中山久居日本，乃至一度把日本作為革命基地，並非其本意，而是當時國內(nèi)外形勢所迫，既是不得已而為之，又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孫中山於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后，即向親友集資，組織兵操隊，為反清復漢做準備。其時，他並未想以日本作為革命活動的基地。1895年2月，孫中山設興中會總部於香港，並在那里策劃廣州起義，亦未打算把日本作為革命基地。1895年10月的廣州首義未舉先敗，陸?zhàn)〇|等被捕、死難，孫中山、陳少白等亡命香港。清廷照會英國領亊，要求引渡孫中山等。港督覆稱：“英國不愿交出政治犯，孫文如來港，必驅逐出境，不得逗留。”引渡未果，清政府即懸賞捉拿。在國內(nèi)通緝、香港驅逐的情況下，為了實現(xiàn)革命目標，孫中山先生等於是年11月2日離開香港赴日本，從此開始了長期的流亡生活。孫中山革命征程中先后16次赴日本，其目的就是為了最終實現(xiàn)革命目標。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先后12次赴日本。孫中山流亡的第一站是日本橫濱，在那里組建了興中會橫濱分會，借資500元，斷髮改裝，奔赴檀香山。

　　孫中山離日后，先后赴美國檀香山、舊金山、紐約，英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思想，發(fā)展革命組織，籌集革命資金。1896年10月，清政府駐倫敦使館將孫中山誘捕，企圖綁架回國殺害。經(jīng)他的老師、英國友人康德黎等多方營救，在公眾與論和英國政府的干預下才得以釋放。清政府臉面丟盡，惱羞成怒，遂將賞金提高至銀幣50萬元，再行通緝。孫中山先生倫敦脫險后，在英國繼續(xù)考察并精心研究西方政治學說。由于“時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孫中山不愿“久處歐洲，曠費革命之時日”。加之當時中國正出現(xiàn)“要富強，學日本”的熱潮，留日學生逐漸增多。孫中山于1897年秋離開歐洲，遂往日本。

　　孫中山被推舉為中國同盟會總理后，信心大增。“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后，余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于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事可及身而成矣。”1905年10月初，日本政府將孫中山驅逐出境時，他曾想把比日本條件更加有利的越南作為根據(jù)地。他在那里建立華僑同盟會，并發(fā)動國內(nèi)西南邊境的武裝起義。但在1908年3月他受到法國殖民當局的驅逐；孫中山也曾以新加坡為基地進行革命活動，1910年12月6日，新加坡殖民當局以“妨礙地方治安”為名，限期孫中山離境。

　　在四處難以立足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以日本為活動基地，對于孫中山來說當是較為明智的選擇。其一，孫中山仰慕日本維新。“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維新之改革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有可觀。”這是1894年發(fā)表在《萬國公報》月刊的孫中山評論，也是在日本最早的言論。他主張學習日本治國經(jīng)驗，并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治國之道；其二，孫中山認為“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兩國國民皆受到相同道德的熏陶，因此思想上無造成感情之虞，在道德上無發(fā)生沖突之理由。”因而，對日本自感親近，寄予希望；其三，中國日本彼此相鄰，“消息易通，便于策劃”，亦便于指揮。

　　另外，日本政府對于孫中山及其革命活動雖然并非熱情支持，（諸如，1897年10月孫中山赴日本欲長期居留，外務次官小村次太郎躊躇再三；1905年10月、1907年3月和1910年6月，先后3次驅逐或勸說孫中山出境；1911年2月又拒絕了孫中山訪日等等）但是，從利用孫中山革命活動擴大日本在華權益出發(fā)，日本政府還是釆取了一些或明或暗的有利于孫中山及其革命活動的政策。1907年初，清政府要求日本驅逐孫中山。由于認為壓制中國革命派將來對日本擴張勢力不利，便由外務省政務局長山座圓次郎予孫中山七千元離開費用，以3年以后可以重返日本為條件，勸其自行離開日本。這就為中國革命黨人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提供了空間，使日本最終成為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基地，進而使日本人士與辛亥革命發(fā)生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ㄈ┬梁ジ锩皩O中山與日本人士的交往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結交了眾多日本人士，據(j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庫藏資料列出的名單約300人。其中，不僅有政要、軍界領袖、財界人物、大陸浪人，還有知識界名人。孫中山在其《建國方略》中回憶，當時在日本結識的日本人士主要有數(shù)十位：宮崎滔天、平山周、犬養(yǎng)毅、大隈重信、大石正己、尾崎行雄、副島重臣、頭山滿、平岡浩太郎、全鵬信太郎、秋山定輔、中野德次郎、鈴木五郎（鈴木久五郎）、安川敬一郎、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山田純?nèi)伞m崎民藏、菊池良一、萱野長知、副島義一和寺尾享等。這里提到的僅是孫中山“就其直接干預者而略記之”的名字,“其它間接為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 孫中山結識的日本人士中，一些過從甚密的日本友人對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表現(xiàn)得特別熱情、無私、執(zhí)著，確實令人贊嘆：傾其家產(chǎn)提供資助者有之；不畏艱險跟隨孫中山謀劃、指揮起義者有之；親赴起義第一線，獻出寶貴生命者有之；哥哥倒下去，弟弟挺身而出，“始終為革命奔走者”亦有之。

　　宮崎寅藏是孫中山結識較早的友人。他出于促進革命成功，進而解放亞洲弱小民族，共同推進亞洲復興的目的，給予孫中山以熱情無私的援助。他傾其家產(chǎn)支援中國革命，妻兒生計無力過問，致使妻子女兒有時不得不靠賒欠和借貸為生，過著“一族困窮，衣食不安”的生活。日本警方企圖以高額報酬拉攏宮崎寅藏，使其提供中國革命黨活動情報。但他不愿“朝低首于官僚，夕折腰于軍閥”，予以儼然拒絕。他寧愿流浪街頭唱浪花節(jié)，也不愿向警方屈服。孫中山稱宮崎先生“為他人國事，堅貞自操，艱苦備嘗”。宮崎寅藏和日本貴族院議員萱野長知，均被孫中山稱為“俠腸義骨”的真正盟友。

　　梅屋莊吉是孫中山在香港結識的較有經(jīng)濟實力的日本實業(yè)家。他與日本政府、軍隊、財閥素無往來，對孫中山支持完全出于對其思想和主張的信服。他始終實踐對孫中山 “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的許諾，先后資助巨額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