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興學重教是儒臣張之洞仕宦生涯的重要特征之一

　　張之洞（1837-1909年）字孝達，號香（薌）濤，晚年自號抱冰老人，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貴州。咸豐二年（1852）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探花，入翰林院授編修。1867年后歷任浙江鄉(xiāng)試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學政，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等職。光緒三十三年（1907）起任軍機大臣，兼管學部。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死后，他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死后被清廷謚為“文襄公”。

　　張之洞政治法律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封建綱常禮教，所以被追隨其多年的幕僚辜鴻銘稱為一代“儒臣”[1]。張之洞在忙于公務(wù)的同時，還勤于著述，其著作有后人整理出版的《張文襄公全集》行世。其中，特別是張之洞于1898年4月出版的代表作——《勸學篇》，更是把他的“儒臣”本色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張之洞作為晚期洋務(wù)派思想的代言人，在《勸學篇》中最全面最充分地闡述了“中體西用”思想，使它成為洋務(wù)派的總綱領(lǐng)。張之洞的《勸學篇》是在戊戌年間變法維新的過程中產(chǎn)生的，一般認為它有調(diào)和頑固派反對變革與激進的改良派主張徹底改革之間矛盾的用意。

　　《勸學篇》分內(nèi)篇和外篇兩個部分，共由二十四篇獨立成章的文章構(gòu)成。內(nèi)篇的目的是“務(wù)本以正人心”，張之洞擔心“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故起而衛(wèi)道。他把三綱五常稱作“萬古不變之常經(jīng)”。外篇的目的是“務(wù)通以開風氣”，他主張在維護“圣道”即封建專制統(tǒng)治和封建綱常禮教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先進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知識，改變“法制”、“學制”等，即所謂“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2]。企圖以西方的知識技藝（即張之洞所謂的“西政”和“西藝”）來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達到挽救危亡及最終捍衛(wèi)“圣道”的目的。

　　張之洞認為“中國不貧于財而貧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氣。人才之貧，由于見聞不廣，學業(yè)不實；志氣之弱，由于茍安者無履危救亡之遠謀，自足者無發(fā)憤好學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無由。”[3] 培養(yǎng)人才是國家的頭等大事，而人才又出于教育。為了“興學求才”，開通風氣，張之洞在為學政時先后創(chuàng)設(shè)了經(jīng)心書院（湖北）和尊經(jīng)書院（四川），為督撫時則在大力改革江漢書院的同時，又開辦了涉獵領(lǐng)域更為廣泛的各種學堂（其范圍包括軍事、農(nóng)工商實業(yè)和外國語言等），為洋務(wù)活動培養(yǎng)所需的各種專門人才。他雖主張通經(jīng)學古，但反對空疏繁瑣的學風、文風。奏陳整頓試場積弊，主張要治民心必須先治士，法不貴嚴，貴在必行。

　　辛丑條約簽訂之后，為迎合清廷新政需要，1901年張之洞與劉坤一會奏“變通政治人才為先”等三折，建議對教育進行一系列改革，如設(shè)立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的科舉制度。積極倡導獎勵留學，多譯洋書等。他在《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中寫道：“蓋非育才不能圖存，非興學不能育才，非變通文武兩科不能興學，非游學不能助興學之所不足。”[4]1903年張之洞受命會同張百熙、榮慶厘定學堂章程；博考日本等國學制，在1902年制定的學制基礎(chǔ)上，制訂了中國第一個正式頒行的近代學制——《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張之洞非常重視師范教育和留學教育，并強調(diào)教學內(nèi)容的近代化，所有這些都對清末教育改革影響很大。

　　二、張之洞對清末留學日本的理論與實踐

　　1894年的甲午戰(zhàn)爭，泱泱大國的大清王朝慘敗于蕞爾小國近鄰日本，宣告了由洋務(wù)派經(jīng)營了30余年的洋務(wù)運動的破產(chǎn)。國人始猛然覺悟，日本明治維新后的迅速崛起，原因是勇于向西方學習。故甲午之后，舉國上下，莫不視游學東贏為富強之要徑。

　　從現(xiàn)有的史料看，張之洞對清末留學日本教育的展開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都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姚錫光著有《東瀛學校舉概》一書。張之洞曾派姚氏赴日本考察學校教育等情況，這本書就是姚氏的考察報告。該書分門別類地介紹了日本各級各類學校的概況，出版后頗受歡迎。所有這些，正可顯示留學的準備工作逐漸完成。

　　此前，日本國的一些文武大員基于某種可告人或不可告人的動機與目的，曾不時游說中國地方督撫張之洞、劉坤一、岑春煊及袁世凱等人，極力陳述學習日本新式教育對中國致力于富強的助益和作用，歷陳派遣學生留學日本學習陸軍和政治法律制度等的必要性。毋庸諱言，這對張之洞的教育思想勢必會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

　　張之洞在《游學篇》中大力倡導留學日本之效：“出洋一年，勝似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游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張之洞認為日本能夠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重視通過留學西洋，培養(yǎng)了改革所急需的各種人才。中國也必須效仿日本重視留學教育，積極推進留學教育的展開，并選擇日本為主要留學對象國。張之洞派遣游學生的方針是“西洋不如東洋”。即主張多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并分析闡述了其理由：“一則路近省費，可多遣；二則離華近，易考察；三則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四則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便于學習。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5]

　　因此，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葉，身為湖廣總督的張之洞選派了大批湖北籍學生留學日本，據(jù)粗略統(tǒng)計，達數(shù)千人之多，為留日學生數(shù)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使湖北的新式教育一度走在全國的前列，成為各省爭相仿效的典范。湖北留學日本的學生中多有后來成為著名人物者，如吳祿貞、藍天蔚、劉成禺、張繼煦等。[6]

　　《廣譯》篇則力言翻譯日本書籍之必要，并且指出依賴西洋人尋求新學有兩種弊端：若先從西洋教習學習，因語言不通，錯誤百出；又西洋人教學特別緩慢，使學期延長。張氏因而力陳翻譯日文的必要：“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7]從實用和快速見效及學習者自身情況等方面考慮，張之洞強調(diào)指出：“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為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為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8]可見，張之洞強調(diào)派遣留學生和翻譯外文書籍的實用性。

　　張之洞的《勸學篇》不啻為留學日本的宣言書?！秳駥W篇》問世一年之后，各方反應(yīng)熱烈。梁啟超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稱：“聯(lián)合同志，創(chuàng)為此局。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在政治上，張之洞與梁啟超意見往往相左，互相攻擊，但對于翻譯日本書一事，意見完全相同。由此推之，日本書籍翻譯及日本留學兩事確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呼聲。

　　留日學生的激增，固然能為清政府的新政改革提供所急需的一定數(shù)量的各方面的人才，但是留學生在國外接受了新的思潮，不少人逐漸走向革命道路，不時給清政府制造麻煩。光緒二十八年（1902）留日學生的成城入學事件和次年的拒俄運動，在國內(nèi)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使清政府意識到加強留學生管理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1903年，慈禧太后在召見張之洞時命其制定留學政策，籌議防范辦法。因留學生事務(wù)涉及到所在國的關(guān)系，經(jīng)慈禧太后同意，張之洞與日本駐華公使內(nèi)田康哉多次往返商榷，擬定了章程清稿。并呈請慶親王奕劻和軍機大臣審閱。其后，經(jīng)過與日本駐華公使內(nèi)田康哉和軍機處王大臣的反復商議，張之洞最終完成了約束與獎勵留學生章程的起草工作。

　　在張之洞上奏清廷的《籌議約束鼓勵游學生章程折》中，強調(diào)對留學生加強管理和約束的重要性，主張對那些“年少無識，惑與邪說，言動囂張者”必須加以懲處，對嚴重違紀違規(guī)且“無悛改之望者，即行飭令回國，不準稍有逗留。”而對“循理守法潛心向?qū)W者”，特別是對那些安分用功學成回國的學生，必須給予獎勵，即“視所學等差，給予獎勵”，根據(jù)學業(yè)程度及畢業(yè)文憑等情況，分別給予拔貢、舉人、進士、翰林出身，對“得有博士文憑者（在學前后通計十六年）除給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階”，以期使留學生有羨慕之心，真正達到約束和鼓勵的目的。[9]

　　1903年，清廷頒布了新學制（《奏定學堂章程》）。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指出：“這份章程名義上是當時管學大臣張百熙、榮慶及張之洞三人合作的，其實是張之洞參考日本學制及《欽定學堂章程》寫成的，長期地成為清末教育制度的基本方針。”[10]在這一章程的“學務(wù)綱要”項下，有下列一條：“各省辦理學堂員紳，宜先派出洋考察”，又指定“日本斷不能不到”。

　　同年，張之洞奏定《約束鼓勵游學生及自費生立案章程》，主張鼓勵自費留學生。張百熙、榮慶及張之洞又奏訂《獎勵游歷游學章程》。此后，官費、自費留日學生的獎勵、考驗和管理的規(guī)章制度不斷完善。

　　注釋：

　　[1]辜鴻銘語。人或問追隨張之洞20余年的辜鴻銘曰：“張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氏答曰：“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稄埼南迥桓o聞·清流黨》，參見馮天瑜標點.辜氏文集.岳麓書社.1985.7-8.

　　[2]張之洞.勸學篇·序//陳山榜.張之洞勸學篇評注.大連出版社.1990.2-3.喻大華認為，張之洞《勸學篇》中的舊學等同于中學，新學等同于西學，因此，“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也就等同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見喻大華.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38.

　　[3][5][6]張之洞.勸學篇·序//陳山榜.張之洞勸學篇評注.大連出版社.1990.176，98-99，194.

　　[4]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99.

　　[7][8]馮天瑜.張之洞評傳.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112，113.

　　[9]陳學恂、田正平.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53-57.

　　[10][日]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