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已十分豐碩，恐怕任何其它專題史研究都難以與之相媲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奠基者章開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如何創(chuàng)新與深入的問題。馬敏、嚴昌洪、張海鵬等學者也撰文參與討論，他們一致認為應將重點放在研究視野的拓寬和研究領域的拓展。關于社會集團或群體研究的開展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為這樣的研究更符合人們認識歷史客觀實在的多層次性。①具體到留日學生群體與辛亥革命，學術界多是籠統(tǒng)地講留日學生是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先鋒和橋梁”；②關于留日士官生與辛亥革命的關系在相關專著和論文中提到一些，至今沒有專門研究；③鑒于此，很有必要對留日士官生何以能成為辛亥革命的軍事骨干進行全面梳理，同時，希冀在資料上為同仁的相關研究提供幫助。

　　一、留日士官生群體概況

　　群體是一個社會學概念，一般是指以一定的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結合起來共同活動的一群人的合成體。其構成要素主要有：明確的成員關系、共同的群體意識、持續(xù)的互動意識和一致行動的能力。清末留日士官生從留學起就具備了形成社會群體的基本條件，面對災難深重的國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選擇了同盟會，且革命意識逐漸明朗化，固能在辛亥風云中一舉而為，成為辛亥風云中必不可少的一支政治軍事隊伍。據統(tǒng)計，在革命風暴到來之時，已完成學業(yè)的將近600人[1]87。他們能夠成為辛亥革命的軍事骨干不是一日之功，考察他們的革命意識的形成過程有助于弄清這一問題。

　　士官生在日本留學期間組織或參加了各種社會實踐活動，這些社會實踐活動是他們革命意識形成的媒價與土壤。以革命意識之發(fā)展為線索，大致經歷三個階段：

　　1898年7月--1903年4月為第一階段，主要進行了救亡圖存的啟蒙宣傳。他們與留日學生一起組織同鄉(xiāng)會、創(chuàng)建學生社團和創(chuàng)辦報刊，表達他們的拳拳愛國情。1902年“東京留學生青年會”、“中華留學生會”相繼成立，表明留日學生對于自身所應擔負的重任有了初步的認識，政治覺悟萌發(fā)，并蓬勃向上，士官生們表現(xiàn)得尤為活躍。早在1898年底，蔡鍔與林錫圭創(chuàng)辦了“東京九段體育學會”，這是留日學生中比較早的組織，此時，蔡鍔還未有習武的志向，經歷了1900年唐才常起義失敗的慘痛教訓后，他立志棄文從武，在梁啟超幫助下進入成城學校；[2]521902年吳祿禎與士官預備生劉成禹、李書誠等鄂籍學生成立同鄉(xiāng)會，并創(chuàng)辦《湖北學生界》刊物。士官生中不少人是秀才出身，文字功底深厚，固而，《湖南編譯社》、《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等刊物成為他們的宣傳陣地，他們或者是刊物創(chuàng)辦者或者是撰稿者，向國人介紹西方現(xiàn)代軍事學說、呼吁國人要重視軍人、重視軍國民的教育。這些理論同政治經濟理論、科技成果一樣，震撼著國內外同胞，其中，吳祿禎、蔡鍔、蔣方震、張孝淮、藍天蔚、李書城尤其突出。

　　1903年4月—1905年7月為第二階段，表現(xiàn)為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初步的民主意識，以士官生為主體的“拒俄義勇隊”的成立為開端。1903年4月下旬當留日學生得知俄國不僅不履約撤兵反而增加兵力的侵略行徑時，奮而發(fā)起拒俄運動，并于29日這天成立“拒俄義勇隊”，藍天蔚被選為義勇隊隊長，蔡鍔、方聲濤等為教練，每日操練準備奔赴戰(zhàn)場與俄軍決戰(zhàn)。清政府表面上保持中立，背后卻污蔑學生是“名為拒俄實圖革命”；公使楊樞向國內匯報也說義勇隊類似唐才常的自立軍，清政府于是明令要求義勇隊解散，義勇隊被迫改名為“學生軍”，旋即又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對外宣傳的宗旨是“養(yǎng)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留日學生中參加此組織的有190名之多，士官生始終是主力，包括王家駒、王孝縝、張世膺等士官預備生，藍天蔚因此成為留日學生中有影響的人物[3]137；該組織成立后除了在日本活動外，還派鈕永建、湯爾和為代表回國向袁世凱請愿，要求出師抗俄，這是中國留學生派代表回國從事愛國運動的開始。此次事件后，革命團體紛紛成立，1904年年末，程潛和唐繼堯等即組織了百余人的“革命同志會”。[4]8

　　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至辛亥武昌起義爆發(fā)為第三階段，士官生的革命實踐活動變得有組織、有目標。同盟會成立后，不少士官生成為會員。1905年8月“鐵血丈夫團”成立，最初的28名成員全部是士官生，這是在同盟會影響下自發(fā)成立的一個革命組織，活動基地就設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內。1908年5月《武學》雜志創(chuàng)刊，留日士官生有了自己的刊物，其創(chuàng)辦者為河南籍的楊曾蔚，有書講這是一個以動員陸軍留學生將來進行北方革命的組織，因此吸收的成員大部分為北方學生，但是來自南方的李烈鈞參加了這一組織[5]13；1908年士官生們利用暑假，奉孫中山、黃興之命，在東京成立“大森林體育會”，為革命黨人講授軍事學基礎知識，任教者為六期生趙康時、仇式匡(仇亮)等[6]322。

　　1909前后，立志加入反清隊伍的士官生們的愛國情緒與反清革命意識同時遞增，在日本的活動通常是以同盟會的革命內容相依托，“盜寫日本軍事機密書”活動最具代表性，以1909年春夏之際的“胡學紳案件”最為典型。胡學紳，湖南人，同盟會員，六期生，此時正在日本金澤步兵35聯(lián)隊第一中隊見習，完成此次短時間的見習，意味著獲得了士官生的資格，也意味著結束了留學生涯。正因為如此，學生中普遍覺得應該從日本帶回點軍事書籍或軍事機密以圖回國后使用。胡學紳于是三次私自進入聯(lián)隊本部資料室?guī)С稣J為有用的資料書籍，第三次作業(yè)時東窗事發(fā)，很快就被日本憲警拘捕，月余，日本裁判所以“因違反軍機保護法”判處6年刑役。日本對于此次事件處理的極其迅速和嚴厲，受此事件牽連，胡學紳所在聯(lián)隊的隊長大佐、副官、中尉等4人同時被陸軍部開除公職。胡學紳到底偷竊了什么資料而讓日本方面如此大動干戈?同學李根源回憶說：“覓得日本動員計劃書，該書為日本準備對中國用兵之密本，內中寫有預定在一星期內占領東三省、京津、山東之具體方案。結果事發(fā)被逮”[7]12。此事件牽出了一系列中國學生偷偷抄寫日本機密文件、意見集、計劃書的行為。從廣島第五師團憲兵隊長的報告中可知此類行為是從4期學生王若儼開始，第6期生最多，據統(tǒng)計，共有38名學生涉及此案。[8]171上述學生除胡學紳被嚴厲懲處外，其余鑒于情節(jié)不甚嚴重，日方沒有追究，但日方在反饋給清政府的意見中表示了強烈不滿。[9]對于近代留日留美學生與東道國的關系人們常用留日反日，留美親美來概括。的確，他們在日本前后五年，敗國之兵的傷痛使他們毅然決然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同學們如期歸國，胡學紳留在日本受刑，甚是遺憾，但是，這種精神已經得到傳遞。當辛亥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時，在一個月內，47名士官在校學生和53名候補士官生，或請假、或不辭而別，先后歸國，多數(shù)投入革命洪流中[10]320。

　　前后學成歸國的士官生們將革命事業(yè)主要放在推翻滿清王朝的統(tǒng)治，他們與其他愛國人士共同譜寫了革命的樂章。因為他們掌握專門的軍事知識，清政府在編練新軍和新式軍事學堂不得得不倚重他們，就在完成這些任務的過程中，許多人掌握了軍隊和學校的重要職位，于是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出現(xiàn)巨大反差，清朝統(tǒng)治者絕對沒有想到，委任士官生建設軍政卻為自己培養(yǎng)了掘墓人。這是他們成為辛亥風云革命勇士的客觀條件。

　　士官生們在新軍編練中所承擔的任務根據職能分工有如下三類。一是在中央機關規(guī)劃全國新軍編練。在練兵處、陸軍部和軍諮府三個時期，士官生們以日本為模板分別規(guī)劃、制定、頒布包括編譯了一系列關于新軍編練的計劃、制度、章程。這些制度、章程導引全國新軍的編練逐步走上正軌，從而使軍事改革成為晚清各項改革中比較有成效的一項改革。前后參與的士官生不下40人，進步人物有蔣百里、萬廷獻、蔣作賓、馮耿光等。二是在地方督導新軍建設，全國18省及近畿督練公所的參謀處、兵備處和教練處的士官生不計其數(shù)。

　　可以說三處的總辦、幫辦、提調盡為士官生囊括。三是直接在新軍中擔任各級將領及參謀官等軍職。清末新軍原計劃編練三十鎮(zhèn)，至辛亥革命前，共編成十四鎮(zhèn)十八混成協(xié)四標、禁衛(wèi)軍兩協(xié)。據尚小明的統(tǒng)計，新軍各鎮(zhèn)95名協(xié)統(tǒng)中有29名是士官生，占了30.5%；[11]94筆者統(tǒng)計，宣統(tǒng)元年以來，具有革命意識的鎮(zhèn)、協(xié)代表人物有(革命勝利后變節(jié)另當別論)：第6鎮(zhèn)吳祿禎，第20鎮(zhèn)張紹曾，第10鎮(zhèn)許崇智、王麒，第17鎮(zhèn)施承志，第19鎮(zhèn)蔡鍔、張毅、曲同豐，第21鎮(zhèn)蕭星垣、劉詢，第49混成協(xié)張哲培、蔣尊簋，奉天混成協(xié)藍天蔚，山西暫編陸軍第43混成協(xié)姚鴻法，陜西混成協(xié)毛繼成等。而標統(tǒng)、管帶等中下級軍官不太好精確到名字，筆者的粗略統(tǒng)計是云南、湖南、廣東、山西、四川及江北的陸軍第9鎮(zhèn)士官生人數(shù)比較集中，云南最多。另外，各鎮(zhèn)協(xié)的參謀人員幾乎是清一色的士官生。清政府不敢把軍隊要職放給士官生，但對于參謀一職則是放手支持，各地爭相延攬，如軍諮府在1909年9月至1910年7月間曾五次集中任命參謀人員，共任命鎮(zhèn)協(xié)參謀官50人，任正參謀官的有殷成獻、劉一清等9位；任一等參謀官有第23混成協(xié)程潛；任二等參謀官的有第5鎮(zhèn)丁幕韓、第9鎮(zhèn)浦鑒、第25混成協(xié)曾繼梧、第23混成協(xié)姜登選等。此前后零星任命的參謀人員也不少，如第5鎮(zhèn)正參謀官張紹曾、第8鎮(zhèn)參謀官藍天蔚等。[12]95還有的是以私人關系聘請的，如陜西混成協(xié)參謀官張鳳?。他們名為參謀，實則掌握著軍隊的要職，他們的政治方向就是軍隊的政治方向，其中許多參謀官后來升任所在鎮(zhèn)、協(xié)的統(tǒng)制或統(tǒng)領，如藍天蔚、張紹曾。

　　同時，士官生是清末軍事教育舞臺上的主角。晚清政府興辦軍事學堂有兩次高潮，一次是1901年，清朝廷要求各省設立武備學堂；另一次是1906年改武備學堂為陸軍小學堂，其間離不開士官生們的經營與建設。而各省根據實際需要還自行設立了一些學堂如干部學堂、隨營學堂、將弁學堂、講武學堂等等，留日士官生包攬了這些學堂的總辦、監(jiān)督或教習，將他們在日本所學的知識、技藝傳授給學生，培育訓練了一批又一批初步掌握近代軍事學知識的人才，這種影響在民國初年仍然獨占頭魁，如保定軍官學校與云南陸軍講武學校，其校長與教育長乃至教官盡為留日士官生包攬；黃埔軍校初創(chuàng)時，任過云南陸軍講武學校教育長的王柏齡還是比較信任校友，并大量延請了自己的學生任教，所以，黃埔軍校有“士官系”和“保定系”之說。當革命風起云涌之時，那些屬于同盟會員的教官們在教學之余向學員灌輸反清革命思想、宣傳同盟會綱領，云南陸軍講武學堂就極具代表性，朱德在此上學時屢受進步教官和校長李根源的激勵，辛亥革命前夕他提前畢業(yè)，成為新軍一員，先是擔任班長，云南起事時被蔡鍔火速提升為連長，在進攻云貴總督署中即立戰(zhàn)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