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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7月，在中國革命最黑暗的時刻，周恩來給冷少農(nóng)布置了一項任務。到南京去，投奔何應欽。

　　冷少農(nóng)是何應欽的貴州同鄉(xiāng)，也是何應欽在貴州法政學校時的學生。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期間，副總教官何應欽將冷少農(nóng)推薦給周恩來，成為政治部秘書。

　　此刻，何應欽成了國民黨軍事訓練總監(jiān)部總監(jiān)，周恩來成了國民政府通緝的要犯。

　　周恩來告訴冷少農(nóng)，你到南京立足后，如果有人找你，說是趙華光派來的，那就是我派去的聯(lián)系人。

　　何應欽見冷少農(nóng)來投奔很高興，不知道這位小同鄉(xiāng)已經(jīng)成了共產(chǎn)黨的人，遂任命他為總監(jiān)部的上尉秘書。

　　冷少農(nóng)成為周恩來情報大棋里的第一顆閑棋冷子，在對手要害部位落了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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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個月后，中共中央根據(jù)周恩來的建議，設立中央特科。陳賡和闞尊民調(diào)入特科擔任情報科正副科長，在周恩來指揮下著手情報布局，打入與拉出并用，錢壯飛、李克農(nóng)、胡底以及鮑君甫等人逐漸在國民黨警特機構里占據(jù)要津。

　　中央特科成立半年后，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

　　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在英租界的同孚路主持了一個小型會議，參會者大都是南昌起義后撤回上海的軍事干部，中央決定派遣他們分赴各地從事地下兵運工作。

　　與會者中有黃埔五期的靖任秋，還有一期的侯鏡如。

　　靖任秋幾十年后都記得周恩來說的一句話：情況可能變壞，可能會找不著組織，你們要準備各自為戰(zhàn)。

　　后來真的找不到組織了，靖任秋按照周恩來的囑咐開始“各自為戰(zhàn)”，后來成長為策反專家。侯鏡如沒有“各自為戰(zhàn)”，掉頭去找了國民黨，不過，周恩來的教誨余音在心，二十年后他又一次掉回頭來。

　　周恩來在莫斯科期間，見了一位叫冀朝鼎的年輕人，他在芝加哥大學讀歷史和法律，在歐洲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隨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周恩來勸他不要急于回國，在中山大學學習結束后，返回美國繼續(xù)學業(yè)，以圖長遠。

　　周恩來在莫斯科期間，還從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選調(diào)毛齊華等六人參加蘇聯(lián)舉辦的“國際無線電培訓班”，選調(diào)涂作潮等四人到伏龍芝軍事通訊聯(lián)絡學校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這些人后來都成為中共秘密電臺的開創(chuàng)者和中堅力量。

　　周恩來從莫斯科回上海，途經(jīng)沈陽時，一邊檢查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一邊著手布局東北情報工作?；厣虾：?，派遣中央特科的邵扶民化名蔡伯祥到沈陽，與已經(jīng)打入東北講武堂的趙唯剛會合，成立滿洲特科。

　　滿洲特科在搜集情報、營救同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0年錢壯飛受徐恩曾派遣到沈陽搜集張學良的情報時，滿洲特科提供了重要支持。

　　周恩來回到上海后，接到了一個國民黨軍人加入共產(chǎn)黨的申請。此人名叫張克俠，是西北軍的軍官，馮玉祥的連襟，參加過北伐，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張克俠申請入黨的同時，還申請去革命根據(jù)地大干一場。

　　周恩來批準了張克俠入黨申請，沒有同意他去根據(jù)地。他讓人轉告張克俠：待在西北軍，掌握國民黨的部隊，作用更大。將來在關鍵時刻發(fā)動起義，就是大功一件。

　　于是，秘密共產(chǎn)黨員張克俠回到國民黨軍隊里踏實苦干，一直干到了第三綏靖區(qū)的中將副司令。

　　此期間，周恩來還特批“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安排陳賡與楊度單線聯(lián)系。此后楊度為中共提供了情報以及多種難得的幫助，令周恩來終生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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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少農(nóng)在何應欽身邊踏實工作，深得信任。一天，黃埔一期的陳賡突然來訪，陳賡的一句話讓冷少農(nóng)又驚又喜：我是趙華光派來的。

　　從此，冷少農(nóng)與“趙華光”之間有了專門交通線：冷少農(nóng)—錢壯飛—李克農(nóng)—陳賡—“趙華光”。

　　不久，何應欽就任武漢行營主任和南昌行營主任，奉蔣介石之命，制定圍剿中央蘇區(qū)的軍事計劃。這些計劃，很快就由冷少農(nóng)送到了“趙華光”手里，為蘇區(qū)反圍剿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中央蘇區(qū)第二次反圍剿的關鍵時刻，武漢出了大事，顧順章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大難臨頭。

　　錢壯飛得到情報后立即報警，周恩來部署應變，黨中央躲過一劫。

　　陳賡因顧順章叛變必須撤離，周恩來調(diào)潘漢年接任情報科科長，楊度也交由潘漢年聯(lián)系。陳賡從此由隱蔽戰(zhàn)線轉入軍事戰(zhàn)線，潘漢年則由文化領域轉入了情報領域。

　　在此之前，龍?zhí)度堋ⅤU君甫等人在保衛(wèi)黨中央的安全中，都立了很大的功勞。

　　前不久關向應被捕，被抄走了一箱子文件，英國巡捕整不明白中文，請鮑君甫幫忙。陳賡派闞尊民扮作鮑君甫請來的專家，去鑒定文件。闞尊民按照周恩來的囑咐，把重要文件暗地帶回，留下了一個鑒定結論：都是一些學術材料。這個結論與關向應的學者掩護身份完全吻合，為成功營救創(chuàng)造了條件。

　　周恩來在顧順章叛變后不久，也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qū)。中央軍委情報科科長曾希圣與周恩來同期到達瑞金。在蘇區(qū)，周恩來指導曾希圣開創(chuàng)了對國民黨密碼的破譯工作，從此，無線電情報成為掌握敵情的一個重要渠道。

　　第四次反圍剿中，國民黨軍第十師師長李默庵得知前方國軍在登仙橋大敗后，寫了四句詩：“豆萁相煎骨肉殘，滿目凄涼心已寒。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枯干。”寫成后，沒有給外人看，只是用電報發(fā)給了在上海的太太。電報被曾希圣領導的軍委二局截獲破譯，報送給周恩來。周恩來記住了這名當年黃埔學生表達心境的小詩。

　　中央特科在1935年結束工作前最困難的時候，還著眼長遠，安排進步女學生沈琬考入浙江省政府，成為速記員，為今后的情報工作埋下了伏線。